郭沫若生平

郭沫若
首页 > 教师 > 教师分享/2022-03-08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項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領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維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維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銘辞162器,东周銘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寻出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凡有国度表明的,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就这样,一共整理出了324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两周800年的“混沌”被凿穿。从这又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就更有着落。以花紋、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時代的重要手段,从彝器形象出发,郭沫若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如此的分期和论述,标志着郭沫若以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研治金石之学,做出划时代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