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代文人的两面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的道路。这种两面性有的是迫于政治、时局的压力，有的是自己的主动自觉选择。前者的代表文人是沈从文，后者就是本文所关注的何其芳（关于沈从文笔者亦有专文论述，见《读书时报》）。何其芳一生的两面性和他所走过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与生俱来的软弱，由此得以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有所观照和体悟，也让我们看到了以何其芳为代表的20 世纪中国一类知识分子思想轨迹和深层性格心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贺仲明先生新著《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评传系列图书之一，给我们解读何其芳人生思想和理想追求提供了一个范本。贺仲明先生这本精神评传将何其芳置于20世纪文化启蒙的语境下，使评传更具有强烈的思想文化色彩。而这一点，正是当下大多数传记写作所缺乏的。

　　正如书的题目所展示出来的意象，何其芳的一生就如一只喑哑的夜莺，本该能够唱出美妙歌声的他，因为外在的环境的浸染，使他自愿放弃了自己的嘹亮歌喉。这只夜莺前半生的歌唱和后来的喑哑所形成的鲜明对照，让我们对何其芳人生悲剧倍加惋惜。惋惜来自于他后来的沉默，更缘于他前半生所凸现出来的杰出写作才华。从何其芳前期的诗歌写作来看，无论是他和卞之琳、李广田合出的《汉园集》，还是稍晚一些的《预言》和《画梦录》，无不显示出他独特的诗歌艺术个性，早期的诗歌作品，精美、柔和、芳醇，追求内在和谐的节奏感和温润神秘的气氛，在语言上精雕细琢，力求语言美和意象美的统一。这些特点在他来到延安特别是臣服于毛泽东以后的作品中，很难觅见踪影了。

　　1938年8月31日，何其芳和卞之琳、沙汀等人一起来到了圣地延安，毛泽东和周扬这两位对何其芳后半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开始进入他的生活，可以说，何其芳这之后的人生道路中，再也没有摆脱过毛泽东的影响，他始终都以毛泽东的思想和要求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几乎是无条件的遵循。正如贺仲明在《喑哑的夜莺》中所分析的那样，何其芳终于在延安、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依靠。在何其芳的精神世界里，他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一个权威，寻找着一个精神“父亲”，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从毛泽东这里，他感受到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依托，表现出精神的无比喜悦和精神皈依。这就是何其芳后来人生悲剧的外在根源。之所以说这是悲剧的外在根源，是因为造成他的人生悲剧最本质的原因是他自己，他的骨子里的软弱性。这一点，同他一起来到延安的沙汀可以作为一个证明。同样的经历，在延安接受的同样的熏陶，沙汀却能够一直掌握着人生的主动权，他没有屈服于任何的权威，从而走出了一条与何其芳截然不同更能体现出诗人本质的道路。何其芳缺少他们那样的坚定和独立性，多了许多精神依附意识，以及在精神依附意识影响下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改造意识。这一区别，就决定了沙汀和何其芳两人后来所作出的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也具有不同的文学创作历程。何其芳的这种自我否定和自我改造意识潜伏着相当大的危险，改造的愿望过于强烈，很可能完全丧失自我主体性，变成“集体”的盲目追随者和服从者，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工具”。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没有比自我的丧失更致命的了。何其芳后来的道路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他把自己的诗情打倒了，将革命作为自己的重心，也就失去了诗人的骨力。而对于一个诗人来讲，丧失了这一点，几乎就丢弃了诗歌的生命。

　　笼罩在政治偶像阴影下的何其芳，无论到何时都“芳”不了了。这种政治阴影异化了何其芳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精神素质，何其芳诗歌观念必然表现出明显的退化。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他发出的这样的言论：“一个诗歌写作者，如果写过许多好诗，即使没有写出无愧于它的主题的歌颂毛主席的诗篇，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他是一个诗人。然而，在我国的诗人中，谁要是不曾写出这样的诗篇，那他就还不是当代的诗人。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就是如此。”我们就毫不奇怪了。

　　可悲的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还有不少作家迫于政治的影响，在躲避、恐惧或有意献媚的复杂心态下，主动地扭曲或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放弃了独立的艺术精神。这些作家构成了20世纪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何其芳现象”。

　　也许我们不能责怪历史，更不能责怪那些在政治面前放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何其芳”们，他们所走过的人生两面痛苦路，不能说在以后的知识分子中就会消失。历史是可以预演的，也是可以重复的。我们只能希望，在政治面前，知识分子们能够多少保留一点自己的风骨。回过头来看，即便是何其芳，在他后来的道路中，他也不是没有做出一些有益的贡献，比如他在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比如他在文革中的表现，这些虽然远远不能够标示出它本来的巨大生命价值，但有了这些，便也为何其芳的后半生点缀上了一些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