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就喜欢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选入中学课本的《生活是多么广阔》，曾经让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着迷。我第一次见到何其芳是在北大上学的时候。1956年向科学进军，中文系邀请何其芳和吴组缃两位先生同时开《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讲座课程。这件事对我们学生有很大的诱惑力。况且何其芳与吴组缃二位前辈在观点上是颇不一致的。我所在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因有曹靖华、魏荒弩、余振等教授兼作家的优势，而以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为其培养方向，每个学生都要修中文系和西语系的全部课程，而且是与中文系和西语系同学同堂听讲。《红楼梦》讲座，我们是每场必到的。

　　那时，何其芳是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文学研究所叫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办公地址就设在北大哲学楼的二楼。在1954年毛泽东发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之后，被视为党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何其芳开始研究《红楼梦》，他不仅在北大讲《红楼梦研究》，同时也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讲。他的宝玉、黛玉“叛逆性的典型”论，在文学理论界很有影响。

　　大跃进的1958年，社会上和学校里掀起了一股批判老学者的学术思想的极“左”风潮。北大中文系五五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北师大中文系五五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都是这类占风头之先的著作。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在哲学楼的会议室召开批判所长郑振铎学术思想的座谈会，一连几天，《中国俗文学史》自然也被列入被批判对象。我那时已出学校参加工作了，也参加了这次批判会。会议由副所长何其芳主持。有一天，郑先生到会向大家说：明天我要到塔什干去参加世界和平会议，向大家请个假，大家的发言，等我回来后再学习。第二天，大家在会议室里静坐良久，未见主持人来。过了一会儿，何其芳和副所长唐棣华一脸严肃地走进来，用低沉的声音向大家宣布：“我们的所长郑振铎先生，在飞往塔什干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了！我们的会议不开了。”他因哽咽而止语。原定发表批判文章的《文学研究》杂志，已来不及更改，决定加出一本《增刊》，除了登载郑先生的生平介绍和讣告外，集中发表生前友好悼念郑先生的文章，也包括何其芳的文章。

　　苏联青年汉学家李福清于1959年夏自费访华，何其芳接待他。因为李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民间文学，副博士论文是《孟姜女与万里长城的故事》，何其芳捎信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参与谈话，并陪同李福清去逛天桥、听连阔如说《三国》，参观游览天坛、故宫，逛东安市场和天桥的旧书摊。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李福清带了照相机来，我们一起照了相，他赠给我一些俄罗斯民间木偶和他的上述著作。后来我们有书信来往。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我们之间的来往就中断了。他1961年第二次来华，我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下放劳动。他住在民族饭店，冯家升偕同顾颉刚去看他，他向顾先生赠送了自己的《孟姜女》一书，并从此与顾先生建立了联系。“文革”中，我被怀疑是苏修特务而受到审查和冲击。我把他的著作的封面和他签了名的扉页撕掉，逃过了抄家的红卫兵的眼睛。“文革”后李福清再次来华访问时，我把经历过“文革”还保留着的他的这本著作拿给他看，我们无不感慨系之。

　　何其芳在“文革”中备受江青和“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当时学部大院里“总队”和“联队”两派造反派对立严重。在“四人帮”的指使下，有些人对老干部和学术权威们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逼迫何其芳敲着小锣学猴子绕场转，逼迫他跪在有玻璃茬的地上，打他，折磨他。即使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仍然是做什么事都认真负责。当藏在深度镜片下的眼睛在批判他的大字报上搜寻到不符合事实的揭发，他甚至还要用钢笔批上些蝇头小字，纠正写大字报的人。他的这等作为，真是迂腐到家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1969年冬，哲学社会科学部和我们文联作协一样，造反派、保守派、走资派连锅端，被送到河南罗山、息县干校。俞平伯、吴世昌、钱锺书、吴晓铃都去了。我因妻子是文学所的研究人员，也被从官厅水库文化部干校调到学部干校，分配在菜园班劳动。何其芳的任务是喂猪，与我们班一起干活。他养猪像写研究文章一样认真，伺候猪像伺候人一样充满了感情。在空旷的干校场地上，天天能听到他“罗，罗！”的呼喊声，看见他穿着围裙，扭动着肥胖的身体，跟在猪群的后边跑来跑去，常常成为大家笑谈的对象。他的思想是那样纯洁无瑕，他的神情是那样天真烂漫。

　　这样一个我所尊重的前辈诗人和学者，竟然没有等到改革开放的曙光，就在1977年的7月逝世了。知道消息，我想为他最后做一点事情。我想在我所供职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写的回忆录。我从他的夫人牟决鸣手里拿到了《历史研究》杂志为他打印的回忆录的讨论稿。在得到她和子女们的同意后，选择了其中的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题目就叫《毛泽东之歌》。

　　我最为欣赏的，是他写毛泽东对他谈“共同美”的那一段。因涉及对毛泽东的回忆和毛泽东的原话，我请示张光年，得到他同意后，便把校样送给国家出版局的局长王匡审批。王匡于9月1日批示说：“此文粗看一遍。我觉得可以发表。主席的话，问过了，不能发表，只可用叙述式引出，我且代庖了。全文错字很多，想系未校样，请嘱人注意订正。高统购一节，文章示明，删去为宜。今后有关此类文章，请送（王）子野同志，因为他到底是你们的‘家’也。王匡九月一日夜。”收到王匡的批文后，对打印稿略作加工就发排了。

　　事情源于1960年的中苏关系破裂。文学研究所根据党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编辑了《不怕鬼的故事》一书，该书编成后，由所长何其芳撰写了序言。因事关大局，序言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961年1月4日和1月23日前后两次召见何其芳去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与他谈话，并亲笔对序言作了修改。何其芳回忆录的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写的就是毛泽东与他这两次谈话的内容和接见他时的情景。何其芳在回忆录里写道：“毛主席谈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他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剧的东西。”《毛泽东之歌》经过王匡的审查，顺利地在《人民文学》第九期发表了。我组织并提供何其芳的这篇遗作，也寄托了我对这位前辈学者和文艺理论家的哀思。文章发表后，不出所料，在文艺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人们最为关注的，与我最初的直感一样，是毛泽东关于共同美的意见。

　　人类是否有共同美的问题，在思想界和学术界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说人类有共同美，这种观点曾经被说成是阶级调和论，宣传人性论。现在毛泽东自己说话了：“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他还引用了孟子的“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的话。何其芳亲耳听到毛泽东的这番话，高兴得很，但并没有及时地公布出来（当时也没有这样的社会条件），而是到了晚年，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才借写回忆文章的机会，把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理论问题上的看法公之于众。

　　原载：《文坛旧事》，刘锡诚著，武汉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