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1910~1985）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数学家。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携全家从美国回到祖国，任清华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1951年1月任数学所所长。
　　科学界的样板
　　华罗庚是当时国内在数学研究上最有成绩的人之一，同时在政治上也表现积极。1951年2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数学是我国人民所擅长的学科》，批判从前帝国主义者在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上的侵略，歌颂中国人民在人类史上的伟大智慧。
　　从1951年底开始持续了半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华罗庚在数学界首当其冲，他在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与清华大学数学系的联合大会上屡次做检查，接受情绪高昂的年青教师与学生的质问。回国不久便受到这样的冲击，使华罗庚对清华大学、科学院的党组织产生了很大抱怨。但在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尤其是1956年成为人大常委之后，又使他感觉到自己为党所重视，尽管仍然“在背后说怪话”，但在公开场合表现进步。1955年3月1日，华罗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4千余字的长文《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文章结尾处强调“毛主席的‘实践论’是对科学研究工作最有用的文章。任何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必须精读此文。”
　　除了在政治上不断表现进步之外，华罗庚也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与社会活动之中，在研究所建设、数学研究与教育方面卓有成就。在社会活动方面，由其倡导、于1956年开始举办的中学生数学竞赛，成为典型事例。华罗庚以数学家的身份走进了公众，成为广为人知的科学明星。
　　学术上的成就、政治上的积极进步以及社会活动的热情参与，使华罗庚迅速成为科学界的一个样板。1950~1970年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很多与华罗庚有关的文章。由华罗庚本人署名发表在《人民日表》上的文章也有41篇，可大致分为三类内容：一类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苏联科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赞美；第二类是歌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1957、1958年以后其本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自我批判与表忠心；第三类则是与其科研工作相关的，有学习、科研经验的介绍，也有科学知识的普及，有一定学术性。因而一度在公众中树立起了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红色专家”的形象，加之其早年自学成才的特殊经历，尤其在青少年中成为令人崇拜的科学家偶像。
　　声望使他免于厄运
　　这样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声望，恐怕是华罗庚本人始料未及的，也一度使科学院党组的工作受到困扰。档案资料显示，院党组认为华罗庚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与其实际的个人品质、在数学界的威望以及政治态度是不吻合的，是由于过分宣传所造成，因此提出要尽可能减少其各种社会活动及兼职，报章、杂志、电影也应避免对其个人作突出的宣传报道，以消除已在群众中形成的不恰当的威信。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当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视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遭到批判时，署名的5位科学家，曾昭抡、钱伟长被定为“右派分子”，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3人只是被定性为“被右派分子利用”，而且由于科学院党组的极力保护并获得毛泽东的首肯，华罗庚因其在“国内外相当著名，影响较大，造诣较高”而免遭其难，仅仅是作了几次公开“检讨”。
　　到1958年，在“大跃进”时短暂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华罗庚又一度被当作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白旗”，在数学所内受到批判。从此，他放弃了纯粹数学研究，而将全部精力转向了应用数学和数学普及工作，到工农业生产实践中去推广统筹法、优选法（简称“双法”），而且确实收到了明显成效。他的这一变化，又多次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和表彰，社会声誉又随之而来。
　　“文革”初期，华罗庚也遭到抄家和批斗，但1967年以后，由于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特别保护，他可以安静地待在家里，甚至可以到工业部门去普及数学方法。华罗庚从纯粹数学走向应用与推广，是“大跃进”之后，科学家在“理论联系实际”、“面向工农”等压力下而转向的一个典型事例。
　　华罗庚的数度沉浮，展示了科学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风云中的起伏，它揭示出这个群体的社会声望是不由自主的，而与其在执政党认识中的地位即政治地位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