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那一点儿也不算夸张。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势冲击，但时移世易，孔子的许多思想包括他的和谐思想，仍然被人们所推崇和弘扬；孔子的《论语》，仍被中外人士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

　　任何一种思想，倘能经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历久弥新，都应有其内在的魅力、恒久的价值。孔子的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重现其活力、重放其光辉，就是如此。那么，孔子和谐思想的特色在哪里呢？愚以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尚人类自身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落实到礼治秩序上；二是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提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三是崇尚“中庸之道”，并把“和”提升为儒学体系的认识论范畴，为中国文化树立了“致中和”的精神。

　　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把重点放在探讨为人处世等问题上，对自然科学不很重视。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孔子对人的问题确实非常关心，即使是关心物，也以人为出发点。实际上，这正是孔子思想的闪光点，也是孔子思想的显著特色。孔子的和谐思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无比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情怀。

　　孔子在论“和”的精神、“和”的价值时，继承了前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成相济”的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讲个人心性之“和”，然后再往外推，由己及人，从小到大，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孔子讲个人之和，非常注重致和的手段，就是修身养性，要求人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在身修性养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与“小人”有别的“君子”，进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境界，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中讲的孝悌忠信，实际上都是在讲实现“人和”的条件。《大学》甚至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可见，孔子讲“和”，把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的心性之“和”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对此前的“和同论”新的发展。这一新的论述，既符合当时中国是一个低水平的农业社会的实际，又切合当时中国人重血缘宗法的文化传统，因而从根源上为“和”的实现、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孔子还由“人和”讲到“政和”，主张“举直错诸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特别是对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政治艺术非常推崇。《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句话最能表达孔子的“政和”理念：“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在讲人类之“和”时，并不是讲一团和气，掩盖矛盾，而是讲原则、讲礼制的。在孔子及孔门弟子看来，“和”是人生的追求、人类的目标，但“和”的实现，要“以礼节之”。也就是说，制礼，守礼，是“致中和”的条件，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否则，和稀泥，作乡愿，不讲原则，放弃斗争，那就成了小人之“和”，是不道德的。孔子认为，这种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小人之“和”的实质是“同”而不是“和”，有道君子对这种形“和”实“同”的现象应坚决反对。他明确地说：“乡愿，德之贼也。”另一方面，孔子认为，制礼、守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的状态，达到“和”的境界。所以，他说：“礼之用，和为贵。”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和谐思想中，“礼”与“和”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

　　孔子讲“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把人类社会与人类生活所依托的宇宙结合起来、贯穿起来，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高尚境界。孔子自称不语怪力乱神，因而对于代表自然界的“天”，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也非常严肃，没有一点儿神秘主义的气息。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认为，孕育四时和万物的“天”虽然高大得很，人类不可违逆，违逆就是失“和”；但它的规律可以认识，可以利用，人类可以效法“天”，也只能效法“天”。在孔子看来，尧就是法天的典范，“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因为“天”大，“天”的规律不可违逆，所以在“天”的面前显得非常渺小的人类就应该怀着敬畏之心，即“畏天命”。孔子认为，人类如果不能敬畏自然，甚至破坏自然规律，就会得罪自然，最终受到自然的惩罚，到这时候，即使后悔也是没有用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人类与“天”相处的唯一出路，就是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规律，掌握自然的规律，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自身谋福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孔子的这一思想是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正因为天大地大，所以孔子对自然一方面是敬畏，另一方面又如赤子一般，对大自然非常热爱、非常依恋，把人与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关心生命，提倡保护动物，反对人类竭泽而渔式地向自然界索取。孔子本人在钓鱼时就只用一个鱼钩的钓竿，而不用大鱼网；打猎时，只射飞鸟，不射在巢中歇宿之鸟。这样，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动物就可以繁衍生息，不致绝灭；人类与自然界的平衡就可以永久保持，不致破坏。孔子这种“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行为和主张，是今天环保主义者的一个绝好样板。正因为孔子把人类和自然视为一个整体，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所以他还主张人类要向自然学习，充分地认识自然，从中了解自然界的生命意义，正确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出于对天人和谐的追求，出于对自然资源的爱护，孔子反对奢侈浪费，倡行节俭的生活方式。他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生活豪奢，就可能违和；日子节俭，又显得寒酸。但孔子宁肯寒酸，也不羡慕那违和的豪奢。他甚至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孔子讲“和”，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子思在《中庸》中追述的中庸之道。它由孔子发其端，而由子思总其成，后来成为一种深深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后来，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最经典的语句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而把孔子的中庸思想生成为“中庸之道”，生成为一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中庸之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孔子的理由是：“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形易实难，非智、仁、勇俱全不可及，而人的弱点恰在于欲障难除，血气易偏，因而“处中道”、“致中和”、“行中庸”就值得时时念之，日日行之，终身求之。

　　由此观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和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状态，一种境界，一种政治智慧，一种人文关怀，一种道德诉求，一种理想境界。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孔子的和谐思想确实值得我们挖掘、借鉴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