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老舍先生。

　　今年是2006年，距老舍先生离开我们这个繁华又寂寞的时代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对于历史来说许多喧嚣都已远去，有的已经沉没，可是老舍却依然站立在我们的前方，犀利的目光似乎要穿透我们时代的心脏。在先生的目光里，我是不及格的学生，有的只是景仰与羞愧，先生对我来说是座高山。先生是基督教徒，在谈到《圣经》时，先生说，《圣经》的要义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先生沐浴在自己的信念里，终其一生都在行善——从小善到大善进而至善。

　　解放后，先生家里常去一些不寻常的客人，他们大多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时还带着小孩，一见到老舍就按旗人的规矩行礼，并大声吆喝：给大哥请安！老舍总是慌忙上前扶起他们：“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那一套了，快坐下，咱哥儿俩好好聊聊。”接着就是倒茶递烟，拿糖果给孩子们吃。客人临走时，总是要掏出一两张十元人民币塞给他们，与他们热情道别。在他家工作过的黄秋耘有些莫名其妙，老舍就给解释：“唉，这些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我这些作品中的模特儿啊！他们穷困潦倒，家里揭不开锅了，我还有俩钱，“朋友有通才之义”嘛！你别见笑，我就是有点封建思想。”

　　在金钱至上的“竞争哲学”（竞争——斗争——战争）横行的今天，什么骨肉之情、朋友之义、师生之谊已经快要烟消云散了，想想老舍，有的只是感动和钦佩，真希望自己也有这些封建思想。

　　先生每每去冰心家里作客，人没到，总是声音先到：“泡好茶没有？客人来了。”接着就是冰心孩子的欢呼：“舒伯伯来了。”然后是孩子们一拥而上，唧唧喳喳说个不停，然后是老舍绘声绘色的童话故事……多少年后冰心的几个孩子都大了，回想起老舍都忍不住潸然泪下。冰心说：在行善上，老舍是有福的。

　　周扬准备成立中国民间文艺联合会，会址没有着落，老舍先生毫不思索地说，我的房子可供使用。

　　其实，老舍先生早年还曾受教于本家大叔宗月大师，在先生的血管里有一股宗教情怀在奔流，大概就是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吧！

　　抗战期间，文艺界要联合在一起，其中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人，还有不少自由知识分子，要把这一群人统一起来，真是千难万难，领头的不好做。可先生被一致推选为理事，并特别选为总干事，当时大家就觉得只有先生的人品、气度和才情胜任此职。此后的七八年先生恪尽职守，不遗余力的为宣传抗日奔波，调和大家的意见，以民族大义为重，用先生的话说自己是文艺界尽职的小卒。先生从来都是这样的谦卑，深明大义。

　　先生人缘好，好喝酒，领导请客总是如期赴约，并不推辞。一喝酒，先生就要猜拳，率领大家打“通关”，先生豪气干云，不以胜负为意，赢了也喝酒，经常酩酊大醉。想想先生当时肯定是憨态可掬吧。

　　先生跟别人吵架也具备“老舍特色”。在《新蜀报》工作期间，与何容吵架，先生大骂，何容，你是什么东西？何容回敬，老舍，你以前真不是东西！顶多如此。我想大约在旁边听的人都会忍俊不禁，这算什么吵架。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极少的，就连一向喜欢骂人的胡风都说：“我没骂过老舍。”

　　反右时，老舍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一从严正的批判会上走下来依然会与没人理会的丁玲打个招呼，“还好吗？”，致使丁玲终生难忘。有人当了右派，老舍一有机会照例请他们在小饭馆中吃一顿饭，于“莫谈国事”之外也尽量给这些“另册”人士多一点温暖。这与今天的两面三刀落井下石的惟利是图者比起来，大概也就是人品高下差别吧！

　　人们都说老舍是个好人，善人。不仅仅因为他尽量多的帮助别人周济别人，还因为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光晕，一种近乎圣洁的光晕，行善已经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一种习惯！生活中的老舍是那样的侠义仁爱，悲天悯人，作为作家的老舍更是秉承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秀传统。

　　翻开老舍的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断魂枪》《茶馆》《龙须沟》……我们不难发现一群苦难的小人物：祥子、虎妞、赵子龙、王利发、老张、老赵……这些小人物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大叔大妈。是的，在老舍血管里流淌着的是他们的血液，他是爷爷奶奶、大叔大妈的代言人。老舍的目光永远是抚摩在他们身上，他永远关注着没有人关注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泪水、笑容、希望、梦想、失望、颓丧……所以老舍的文字是活的，跳跃着爱、同情、悲悯，这种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热情从未改变，他希望他们好起来，希望祖国好起来。也因此我们才会明白，老舍在建国之后热情的参加各种民间社团活动，为他们写相声，写快板，写大鼓词，写太平歌词，写二人转等等，甚至还创造了“曲剧”这种新形式的民间艺术。在一次集会中，老舍大声宣称：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

　　老舍的情怀该从老舍笔下的小人物去寻找，也许这样我们才会惊异地发现，建国之后几乎所有作家集体休克的时候，老舍先生却一支独秀的原因吧。

　　南京师范大学的沈义贞博士将艺术品分为四个等级：一、凡个体从自我的个体实践中独立探索、思考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并凭借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感情建构的文本，则艺术品级可视为一级；二、凡主体通过学习，真正皈依了某种思想或学说，并凭借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感情建构的文本，则艺术品级可视为二级；三、凡主体在自我实践中所形成的个体感悟与某种思想或学说发生了某种交叉和重合，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其所建构的文本，则艺术品级可视为三级；四、凡主体根本就没有弄清某种思想的正误，此时他为了宣传这种思想而强挤感情，其所建构的文本的艺术品级应属于最低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一种“伪艺术”。我对沈义贞博士的艺术品级的划分很赞同，藉此判别建国之后的所有作家的作品，“十七年”的所谓的艺术作品几乎全都乏善可陈，老舍却是个例外。

　　为什么？

　　老舍先生几乎所有的小说、戏剧、散文都是以北平为背景展开的，先生身上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北平情结”，北平是先生的精神胎记。老舍先生全部创作的秘密都可以从“北平情结”中找到答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生的“北平情结”就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因此也可以称为“古典情结”，老舍先生的精神核心就其实质上说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先生建国之后的创作热情都来源于古典士大夫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信念。先生创作的《茶馆》就是放在世界文学画廊里也会毫不逊色，并且先生还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散文经典《我热爱新北京》《养花》等等文学史上的杰作。

　　难怪台湾的陈纪滢先生说，他（老舍）绝对是一位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66年，北京的夏季使人感到空前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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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3日，老舍先生因生病，本应在家休息，但他还是想去单位看看自己的同事，他去了。其实他的劫难早就开始了，就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善人，更因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跨进市文联的一刹那，迎接他的是宽阔的军用皮带，眼镜掉在地上，跟着掉下的还有鲜血。紧接着，先生又随一批人被撵上了卡车，先生选择了最后一个座位坐下来，闭上了双眼。

　　先生有多年的腰疼病，挨批斗时，要他低头，他没有低头；要他认罪，他没有认罪。也因此先生惨遭污辱、毒打。黄昏时分，先生因为抗拒又被单独押回文联，此时，先生头上缠着一块白色纱布，上衣也很脏。先生看到了火光，那价值千金的戏装、盔头、刀枪把子随着火焰在跳动，先生视为生命的东西顷刻之间化为灰烬。火光映照着四周“红卫兵”们因狂欢而变形了的稚嫩的脸，那是一群孩子呀，只有十四五岁呀，他们据说应该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呀，他们如何能够一夜之间熟练地使用暴力，使用血腥，对一个年近古稀可以做他爷爷的人下此毒手？此时道德何在？法律何在？人道何在？人性何在？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孕育了老舍，怎么也孕育了这样一群恶魔？我同样感到万分迷惘。我无法猜测此时先生的目光该是怎样的目光，我能理解的是先生的血液，先生的灵魂也在开始燃烧。

　　被打得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此时先生一言不发，眼睛里的光芒突然像闪电一样，先生迅速摘下挂在颈项上的写着“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黑牌子，奋力向地上摔去。他的举动又遭到了“红卫兵”们变本加厉的更加残酷殴打。老舍怎么走回家的，他想了什么，他眼中的世界在那一刻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没有人知道。也许只有北平那黑色的夜风聆听了先生的叹息，先生的愤怒与迷惘。那是一个怎样奇异的夜晚呀——高贵与愚昧，狂欢与愤怒，疯狂与叹息，火焰与灰烬，才情与无知，呐喊与沉默交织在同一个夜晚。

　　1966年8月24日凌晨老舍先生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家中。清晨，年近古稀的老舍先生独自走出生活了十六的丹柿百花小院，与家中的小孙女告别：“爷爷走了，再见！”在北京城西北角的太平湖畔，这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北京小胡同里成长起来的爱国主义作家，语言艺术的大师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一天。当先生的最后一颗烟熄灭的时候，当最后一片落叶覆盖在湖面的涟漪上的时候，整个中国大地便堕入了长久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