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作者和旅行家完全否定他们所了解的某些或各种外国模式，始终从总体上怀疑教育考察和教育比较的作用。他们中最著名的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许要数列夫·托尔斯泰(1828一19l0)。

　　这位天才的俄罗斯作家，怀着建立使学生完全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教育机构的美好愿望，于1857、1860和l861年对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进行了访问研究，试图寻找可能给他以启示的经验。但他在欧洲所看到阶情况无一令他满意。他特别鄙视当时被公认为是超级榜样的普鲁士教育。甚至小学的强制入学，他也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强制。他写的观感，成为他的《教育文稿》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方面，他具有绝对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另一方面，他又具有绝对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他认为所有国外经验与他的教育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俄罗斯不仅不应该模仿西方，相反必须避免他们的影响。

　　但是，我们俄罗斯人有什么历史权利断言，我们为人民设立的学校必须同欧洲学校一样?对欧洲教育史的研究使我们相信：俄罗斯不能以德国模式为教师建立制度，不可把德国的方法、英国的初等学校、法国的中等学校或专科学校照搬过来并以此追赶欧洲……没有什么普遍适应的永恒原则可以违背人民的意愿而强制人们入学。因此，在这一点上对欧洲准则的任何模仿，都是倒退，而不是前进，都是对我国人民的背叛……既然我们相信欧洲的大众教育已步人歧途，那么对我国人民最有益的选择，就是不强迫人们接受被一些人片面地当成法宝的任何措施……(转引自汉斯，1963年，第92～93页)。

　　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托尔斯泰把欧洲的教育经验看得一文不值。马赛的劳动者学校，哥达和魏玛的福禄培尔式“幼儿园”，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这并不是俄罗斯应该加以效仿的理由。托尔斯泰认为，俄罗斯应该创造自己的模式。

　　当然，托尔斯泰的观点并不是俄罗斯人怎样看外国教育制度的惟一观点。无疑是受官方派遣的K．D．乌申斯基所进行的考察和评析，对俄罗斯比较教育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点在尼古拉斯·汉斯的著作中有所论述(1962年，1963年)；乌申斯基的考察与评析，与19世纪旅行家的通常做法完全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