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哈尔滨市。祖籍山东省荣成县。1966年初中毕业于哈尔滨。1968年下乡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曾当农工、小学教员、团报导员。后因"思想错误"被罚于木材加工厂抬木，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1977年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调至儿童电影制片厂于今……
　　主要作品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浮城》、《泯灭》、《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九三断想》、《九五随想》、《凝视九七》、《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梁晓声与“闯关东”的情结
　　瘦小的身躯、清秀的面容、说话轻声慢语乍听上去有些雌雄莫辨的声音，若非简历里清清楚楚地写着“祖籍山东荣成”这几个字，相信没有人会把梁晓声归入“山东人”的行列，毕竟，他的形象与所谓的“山东大汉”相差得太远了。
　　父亲是山东人，十几岁时在乡亲们的带领下“闯关东”去了哈尔滨，母亲则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然而，作为一个在东北出生、长大的“山东移民”，父亲在梁晓声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却让他没有多少机会去了解和接触山东人、山东文化，成人之后的梁晓声，无论是性格还是感情，母亲对他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父亲。
　　“我对山东文化了解不多。”梁晓声坦承：“如果要问我印象中典型的山东人应该是个什么模样，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代表。”

　　父亲是典型的“山东人”
　　电视剧《闯关东》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各地热映的时候，因为工作繁忙，梁晓声没能看完整个故事，只是在断断续续中了解了故事的大致情节与脉络。据他说，父亲当年的经历，与《闯关东》颇有几分相像。
　　梁晓声说，当年，父亲与乡亲们背井离乡，离开山东老家前往东北讨生活的时候，还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因为父母早亡，再加上也没有兄弟姐妹，一路上多亏了同乡们的好心照顾，父亲这才好不容易到了东北，并且在这里结婚生子、扎下根来。山东人本就重感情、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一起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更是在父亲与乡亲们周围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牢不可破，比亲兄妹的感情还要深。也因此，很多年以后，不管这些兄弟姐妹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父亲都会二话不说地伸出援手。
　　“比方说，他的一个结拜兄弟有事需要钱，他就会倾囊而出，压根儿就不考虑对方能不能还得上。所谓倾囊而出，就是毫无保留，这样的事情在我印象里至少有三次。”梁晓声说。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有了点积蓄，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轻易地拿出来给了别人，而且往往都“有去无回”。父亲的“仗义疏财”，不仅换来了母亲的无尽数落，成为她一生不满的根源，也让梁晓声很多年后回忆这一切时，依然无法释怀。
　　“小时候我就听我母亲念叨：要是当年那笔钱不是借给了谁，你的第一个哥哥就不会因为没钱看病而死去；要是当年那笔钱不是借给了谁，我们家就不会还住在现在这房子里，生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艰苦……”梁晓声说。
　　为人豪爽、仗义疏财，做事冲动、好打抱不平……在东北出生长大的梁晓声，常听人如此概括东北人的性格特征，而在他看来，这些形容词其实更适用于他的父亲以及许许多多和父亲一样的山东人。“东北的原住民本来就不多，一半以上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问一问他们的籍贯，十有八九都是山东的，所以东北人体现出来的这些性格，很多都是山东人具有的。”梁晓声认为。

　　“怕欠人情”的山东性格
　　朋友有难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拔刀相助，不计得失回报；自己有困难时，坚决不肯开口求人，多苦多难都宁愿自己一个人解决……尽管受母亲的影响，梁晓声对父亲颇有微词，然而，他却无法改变与父亲之间因为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而延续下来的相似性。
　　山东人重“礼”，最看重“礼尚往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也因此，只要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就必须用同样乃至更多的东西来回报。于是，从某种程度上看，“帮助”有时难免成为负担，为了不欠人情债，很多事情宁愿自己一个人解决。在梁晓声的记忆中，父亲的“不爱求人”在他们居住的大院、乃至整个单位都赫赫有名，有一回父亲单位的领导来家里作客，看到他们那个大院里梁家是最穷的，忍不住说了这么一句话：“真没想到你们家这么穷！工会有救济有补助，老梁他怎么从来就不吱声？”
　　“房里打井，屋顶开门”，这些在外人看来似乎很难理解的行为，在梁晓声身上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那一年，他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儿童电影制片厂担任副厂长，搬家的时候，他就愣是没麻烦一个同事或朋友，坚持一个人搬完了全部家当。
　　一个人、一辆自行车，一次搬一个沙发、一件家具，往返数次。三个人的长沙发，驮在梁晓声并不宽广的肩上，一步一挪地好不容易才搬上了三层楼，用他自己的话说：感觉那个被压在沙发下面的自己，像个乌龟一样。因为自始至终都没有人帮忙，冷冷清清、来来回回都是他一个人，看门的老大爷忍不住在背地里嘀咕：这个新来的副厂长是不是人缘太差、在原来的单位实在混不下去才到我们这儿的？怎么搬家这么大的事情都没人帮忙？
　　“说实话，我在北影厂呆了那么多年，人缘还真是挺好的，跟同事们相处得也不错。”梁晓声说，“之所以不要别人帮忙，是因为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开口求人，而且我觉得这事儿一个人也能做。与其托关系、走后门欠下一大堆人情债，还不如自己动手来得简单。”说到这儿，他忽然间停下来，稍作思索后才接着说下去：“或许在这一点上，我的确是遗传了父亲的性格吧。”

　　用“温暖”的眼睛审视世界
　　父亲是“多血质”，暴躁易怒、做事冲动容易不计后果，母亲的性格则相对平和很多。或许是因为童年时代父亲的“缺失”(父亲为建筑工人，常年在外)，导致梁晓声与母亲的关系更为亲近，也因此，他更多地遗传了母亲随和、温暖的性格，而他的作品，也习惯于用一种温暖的方式来关照生活。
　　“‘恶’当然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梁晓声说，“但我们的世界仍然是美好的。”在遭遇挫折、看到人心险恶的同时，仍然要始终坚信一点：看到丑恶并不意味着自己也要去认同、改变，人还是应该用一种相对宽容、温暖、正常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
　　看人永远都只看对方好的一面；即使也看到有人在某一特定时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但也亲眼看到他们后来变得好了些；认为自己只见过坏的现象，而没见过很坏的人……“与人为善”的性格为梁晓声的作品打上了“温暖”的烙印。“在我的作品中很少写到很坏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写‘恶’的冲动。”梁晓声坦承。
　　然而，这种性格上的“平和”也为他招来了不少批评之声。从早期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到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有批评家认为：从“知青文学代表”到“平民代言人”，尽管梁晓声的作品中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激情，但是因其对人性认识上的肤浅往往导致其作品“流于感性”，重情感宣泄而缺乏理性批判力量，不够深刻。
　　“我不这么认为。”对于这一说法，梁晓声显得颇为不以为然，紧接着，他又用一连串的反问表达了自己的不赞成：“难道说只有描写激烈的斗争才算是真正的文学吗？难道说只有思想深刻、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才是有才华的表现吗？难道说小说中的那点深刻会超过人的思想、超过社会的深刻吗？”
　　从阶级斗争到社会斗争，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到人与自然的斗争，在梁晓声看来，从新中国开始，我们的文学并不是“温暖”太多，而恰恰是“温暖”这一脉太弱了，哪怕是这阵子正大受好评的《闯关东》，也一样充斥着斗争——如后期对“山东帮”“热河帮”斗法的描写。
　　“越是在其他人高喊着‘人心多么叵测’‘社会多么险恶’的时候，我越是要去把‘善’的一面发掘出来，我觉得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他坚持认为。

　　一个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责任感
　　“大学中文系不是为了教会学生如何去分析作品，而是为了教会他们：如果遇到同样的人和事，应该如何去对待。”梁晓声用一种极为认真的语气说。
　　很多人知道梁晓声，是因为他的“知青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这些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名字，将梁晓声紧紧地与“知青”“北大荒”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对于他的另外一重身份——大学教师，所知甚少。
　　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著名作家；从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到儿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2002年，梁晓声又多了另外一个身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然而，与别的作家成名之后接过高校聘书、带研究生、或偶尔开开讲座、上上选修课不一样的是，他是认认真真地在履行一名“教师”的责任——不仅仅教书，更加育人。
　　“如果大学都不能够承载人文，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梁晓声说，当他进入大学、成为教师后就一直在思考：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地方？中文系到底应教给学生什么？应该引导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才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
　　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文系，梁晓声教授的是“文学欣赏与写作”，一个听上去与现实相距较远的“纯文学”科目，然而，他却把它教成了一门实实在在的“人生哲学课”。比如说，他会在课堂上放映《罗马假日》，然后问同学们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公主不是电影中的那般年轻美丽，如果男主角不是爱上了她，那么他是否就可以坦然地报道公主的隐私？如果现实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是否就可以打着“新闻”的名义而无需经受任何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