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刘亭亭，是在一所装修考究的明式四合院，那是她刚回国为了文物保护抢修的，而今已经出租。
　　刘家九兄妹，经商的只有刘亭亭一个。四十不惑的她已是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掌门人。因为母亲王光美胯骨摔伤的原因，刘亭亭现在每年大概有8个月呆在北京陪母亲，剩下的时间则在欧洲、美国和香港等地到处跑。下面是她接受访问时口述。

　　我爸的婚姻是比较坎坷的，而我妈26岁才结婚，在当时算晚婚。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一直很恩爱。我妈刚到延安时，爸爸和一些首长接见从北京军调处到延安的老同志和新同志。我妈说那时候她就傻傻的，见到领导就说了些“希望首长给我们指导指导，我们在北京不太了解革命的历史，经验不足”之类的话。爸爸听完就提了些建议，然后看了我妈一眼。过不久就有人传指示给妈妈，说我爸要找她去枣园谈话。因为她当时不住在枣园，组织上就给了她一匹老马，结果她不会骑，还希望有人跟她一块儿去，结果没人响应。只是有人告诉她那匹马认识路，她骑上马就能到。尽管那匹马特别老实，我妈在过延河时还是折腾了半天才到我爸那儿。我爸跟她谈话的时候，从抽屉里找了半天才找出个极难看特别脏的梨来说是招待她，最后母亲把梨削了给了父亲吃。后来我爸说他有块表，但是表停了很久，我妈一看就说：“你给我吧，我帮你修去。”等修好这块表之后，我妈就把它交给了军委外事组，希望有谁能带到枣园交给父亲，可同志们都心领神会地说不行，非让我妈自己去送，他们其实想给两人多制造些接触机会。那时候是周总理管外事，我爸此前从不到外事组来，因为妈妈的原因后来就来得比较勤，每次看一圈就走，大概那个时候他就挺喜欢我妈了。

　　爸爸原来的妻子是个护士，两人感情不合，老打架。一开始我妈还没往那层意思上想，直到土改时，晚上好多女同志睡在一个大炕上聊天，我妈才知道爸爸以前的婚姻非常不幸，她这才由原来的崇拜父亲又附加上了同情，感情明显有了微妙的变化。
　　我爸跟我妈挑明关系时话说得很坦诚，他说自己岁数大，身体又有病，结过几次婚，还有5个孩子。我妈听了就觉得眼前这人虽然不浪漫，但的确是个非常实在的人。我妈从不动摇对我父亲的信任，这真的很不容易。
　　父亲的追悼会开过不久，我们这个家庭各成员的归宿就尘埃落定了：姐姐平平被公派到美国纽约上学，妹妹小小去了北大，而哥哥刘源和我都在上大学。借着一个偶然的机会，后来我又赴美留学了，并先后获得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和哈佛商业管理硕士学位。
　　出国留学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次偶然。当时我们外语系有两个外教，他们在上课时教我们怎么申请美国的大学，然后就当布置作业那样让我们填申请表。我们在做了两三个星期的作业后，外籍老师说你们谁愿意寄出去就寄出去，大家就都寄出去了。我们班36个人，那一年拿全额奖学金走了的就有24人。

　　我出国前也没做什么准备，因为一切都太突然了，只换了50美元，在行李箱里放了些牙膏、肥皂之类的东西。原想带几件绿军装的，可是怕到了美国让人家把自己当红卫兵看，最后就带了几件的确良衣服上路了。
　　在美国，我虽然也拿奖学金，但是没有生活费，于是就打工。原来想不就是打工嘛，在美国再苦也不会比“文革”时候更苦。当时我住在一个教授家，给他们家看儿子做饭，后来还在学校教过书，在餐馆里端过盘子，每次都是兜里还剩100块钱时就赶紧出去打工，也不觉得惊慌失措。没有人知道我是国家主席的女儿。出国前我就有思想准备，出国后走出什么样的路来全靠自己。
　　我考哈佛商学院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们都觉得女孩子去学外交是件很好的事，如果学着去做商人，就像去做三六九等中最下等的事了。后来等考上后我就不敢说我是上商学院的了，而改说自己是在管理系了，因为上商学院好像是件很丢人的事，当时舆论也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倒是后来各种话听多了也就无所谓了，只觉得是自己选择的事就应该做下去。事实上，我是第2个考入哈佛商学院的中国人。

　　有了哈佛商学院的文凭，在美国算是手里有了把金钥匙。我毕业时，有28家公司想聘我，其中有一两家公司还知道我的特殊身份。但是我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做中国生意的公司我一概不考虑，我只希望凭自己的真本事做点事。最后我选择了一家和中国的投资没有关系的公司干了近4年时间，工作内容主要是与上千家公司的董事长和CEO（首席执行官）分析各种投资的可行性，这给我后来建立新的公司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
　　1989年我妈得了癌症，想到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就没在老人家身边，我妈出狱刚一年多，我们就都出国走了，其间也就只回去过三五趟。我觉得我应该照顾母亲，于是决定回国创业。虽然我们家经过的人生悲剧挺多的，但我觉得基本上自己的人生还是比较正面。信不信来生不重要，此生的未来还需好好理悟，希望多做些对社会公益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