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贬谪官员的诗词歌赋主调大都是忧愁怨愤,战国屈原是中国贬谪文化的鼻祖,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贬谪官员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
　　唐朝是中国贬谪文化的鼎盛时期,著名诗人李白、李峤、李绅、宋之问、张九龄、张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德裕、杜甫等却恰因各种原因被流放或贬谪,除刘禹锡以外所有的贬谪诗人在贬谪期间所表现的依然是沉重的悲伤意绪,贬谪文学里突出更多是逐臣孤愤情怀和激越悲壮格调。在刘禹锡之前,中国贬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脱离不了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依然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晴空一鹤排云上”，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惟吾德馨”就足够了，完美地诠释了后来宋朝范仲淹提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乐观处世哲学，乐观通达，没有忧郁，这也许是他能够在唐代诗人中能够长寿的原因之一吧。
　　刘禹锡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有“诗豪”之称，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刚遭贬谪,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刘禹锡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刘禹锡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名小小的通判时，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和州县看人下菜碟，见刘禹锡是从上面贬下来的软柿子，就故意刁难。先安排他在城南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无怨言，反而很高兴，没关系呀，还随意写下两句话，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和州知县知道后很生气，吩咐衙里差役把刘禹锡的住处从县城南门迁到县城北门，面积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环境也还可心，刘禹锡仍不计较，并见景生情，又在门上写了两句话：“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那位知县见其仍然悠闲自乐，满不在乎，又再次派人把他调到县城中部，而且只给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知县强迫刘禹锡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想想这位势利眼的狗官，实在欺人太甚，遂愤然提笔写下这篇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陋室铭》流传千古，陋室亦因之而名闻天下。陋室占地不广，踱步其间，似觉人与自然在此得到净化。对知县的一再刁难，刘禹锡不急不躁，告诉知县老爷，我住的虽然是陋室，又何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这陋室虽然简陋，比不上你住的高楼广厦，但我不跟你比，我的陋室好呀，有青苔长到台阶上，草色青葱，来访的都是鸿学大儒，可以弹古琴，读佛经，跟诸葛亮的茅庐，杨雄的子云亭一样，一点都不简陋呀，胸襟何等宽广，穷则独善其身，如今，刘禹锡当年的陋室位于安徽和县城中，3幢9间呈品字状的房屋，斗拱飞檐，白墙黑瓦，典雅古朴，静谧灵秀。石铺小院绿茵遍地，松竹迎人，含英蕴秀，令人似乎嗅到浓郁的翰墨馨香。陋室占地不广，踱步其间，似觉人与自然在此得到净化。陋室犹存，斯人作古，精神尚在，如出水的莲花，处变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荣辱从容，那个刁难刘禹锡的知县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枝头万木春”，早已成了过往云烟。
　　刘禹锡先贬连州刺史，后加贬朗州司马，永州和朗州都在南边，离开长安很远，那时候还是荒僻落后的地区。到了那里，除了办公以外，常常游览山水，写写诗文。在他的诗文中，常常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的疾苦，一住就是十年。日子一久，朝廷里有些大臣想起他们来，觉得这些都是有才干的人，放在边远地区太可惜了，就奏请宪宗，把刘禹锡调回长安，准备让他在京城做官。刘禹锡回到长安，看看长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官员中，很多新提拔的都是他过去看不惯、合不来的人，心里很不舒坦。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里面有个道士，在观里种了一批桃树。那时候正是春暖季节，观里桃花盛开，招引了不少游客。有些老朋友约刘禹锡到玄都观去赏桃花。刘禹锡想，到那里去散散心也不错，就跟着朋友们一起去了。刘禹锡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回到长安，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很有感触，回来以后就写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禹锡的诗本来挺出名，这篇新作品一出来，很快就在长安传开了。有一些大臣对召回刘禹锡，本来就不愿意，读了刘禹锡的诗，就细细琢磨起来，里面到底有什么含意。也不知道哪个说，刘禹锡这首诗表面是写桃花，实际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的。这一下子可惹了麻烦，唐宪宗对他也很不满意。本来主张留他在京城的人也不便说话了。刘禹锡又被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去做刺史。刺史比司马高一级，似乎是提升，但是播州地方比朗州更远更偏僻，那时候还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呢。刘禹锡家里有个老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需要人伺候：如果跟着刘禹锡一起到播州，上了年纪的老人受不了这个苦。这可叫刘禹锡太为难啦！这时候，柳宗元在长安也呆不住了，朝廷把他改派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得知刘禹锡的困难情形，决心帮助好朋友。他连夜写了一道奏章，请求把派给他柳州的官职跟刘禹锡对调，让他到播州去。柳宗元待朋友一番真诚，使许多人很受感动。后来，大臣裴度也在唐宪宗面前替刘禹锡说情，宪宗总算答应把刘禹锡改派为连州刺史。以后，刘禹锡又被调动了好几个地方。过了十四年，裴度当了宰相，才把他调回长安。刘禹锡重新回到京城，又是暮春季节。他想起那个玄都观的桃花，有心旧地重游。到了那里，知道那个种桃的道士已经死去，观里的桃树没有人照料，有的被砍，有的枯死了，满地长着燕麦野葵，一片荒凉。他想起当年桃花盛开的情景，联想起一些过去打击他们的宦官权贵，一个个在政治争斗中下了台，而他自己倒是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见解。想到这里，他就又写下了一首诗，抒发他心里的感慨，诗里说：“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一些大臣听到刘禹锡写的新诗，认为他又在发牢骚，挺不高兴，在皇帝面前说了他不少坏话。过了三年，又把他派到外地当刺史去了。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任返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归洛，被贬往"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的诗人在扬州与白居易相逢，“二十三年弃置身，”二十三年，青丝变白发，青年成老人，刘禹锡已经从人生的春天走到了秋天，但壮志犹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报国之志并未在秋风中凋谢，于是诗人唱出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是一种怎样的乐观和自信，又包含了多少坚毅和顽强，刘禹锡以其旷达的胸襟应对朝廷的不公正待遇，历尽磨难，又回到了长安，当年因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触怒新贵一再被贬，如今“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世事变迁，我刘禹锡又回到了长安城，“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靠永贞革新失败发迹的权贵们早没了踪影。人生难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世族广厦华堂中筑巢燕子，现在则因为那些第宅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只好飞到普通老百姓家去筑巢了。人世沧桑，白云苍狗。刘禹锡就像那排云而上的鹤，虽身居陋室，一再遭贬，却乐观开朗，身在江湖，心在朝廷，一扫贬谪官员的诗词歌赋主调的忧愁怨愤氛围，为后来的贬谪官员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