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772—842）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他一生创作了数百首诗歌，特别是他的《竹枝词》以语言通俗明快，读来朗朗上口而深受读者的喜爱。刘禹锡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不仅经常与禅僧往来论道，而且自己参禅打坐，钻研经典，坚持清修。他还经常以诗歌作为弘扬佛法的手段，来阐释佛理禅意，表达自己对修证的体验。下面对他的生平与佛缘作简略介绍。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该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796）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贞元二十一年（806）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
　　刘禹锡在漫长的贬谪生活中，逐渐对佛教产生了认识和感情。刘禹锡被贬朗州（即今常德市）司马期间，所担任的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官。在这种被贬谪的日子里，刘禹锡不仅无事可做，也深感内心十分苦闷，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排遣内心忧愁烦恼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与僧人往来，研读佛典，寻求解决人生痛苦烦恼的方法。随着对佛教理解的日益深入，他从当初的好奇，已经变为深深了解个中三昧，以至达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他自述自己案席上放的多是“旁行四句之书”（佛教典籍），来往者也皆是“赤髦白足之侣”（佛教僧侣）见（送僧元皓南游），《刘禹锡集》卷二十九）。与一般的好佛者不同，刘禹锡对佛教的尊崇是他一生苦苦求索的结果。他说自己做官二十年，一直在思索寻求一种人生之道，结果发现世上所谓的诸道，如科举进仕、经商产业等，都难以行通，非为正途，只有佛教”出世间法”，才值得尽心。
　　唐代佛教正逢鼎盛时期，刘禹锡被贬地朗州也是佛教圣地。
　　刘禹锡与佛教结缘的另一件事就是一婆罗门僧治好了他的眼疾。他的《赠眼医婆罗门僧》写道：
　　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见风。
　　师有金蓖术，如何为发蒙？
　　诗中说他中年时就患了白内障，给他治疗眼疾的婆罗门僧人即印度医僧。这位眼医用的是“金篦术”即是“金针拨内障术”。佛教传入中国后，许多印度僧人纷纷来华，他们即传教又行医，既是佛理精通的高僧，亦是精通医术的医僧。
　　佛教思想对刘禹锡的思想和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在佛教思想影响下，刘禹锡虽屡屡贬谪，但依然能够保持一颗宠辱不惊的平和心态。
　　作为一个诗人，刘禹锡写有许多阐释佛理，表达自己对佛教前途和未来关注的诗歌。刘禹锡写有赞颂高僧说法的精深圆融的诗歌。如《赠别君素上人》：
　　穷巷唯秋草，高僧独扣门。
　　相欢如旧识，问法到无言。
　　水为风浪生，珠非尘可昏。
　　悟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
　　在一般人看来，离别是人间最令人神伤的事情。古往今来的诗人都在诗歌中表达对离别的伤感之情。
　　刘禹锡患还有的诗歌表达了自己对佛教兴衰的关注。如《生公讲堂》：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
　　高座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这首诗是对金陵的一处古刹凄凉景象的感叹。
　　刘禹锡作为唐代著名的大文学家，他在宦海浮沉中接触并信奉佛教。佛教思想对他的为人和创作产生了多方面的有益影响。在创作方面，佛教思想丰富了其诗歌的表现题材和思想内涵，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可以这样说，佛教思想改变了刘禹锡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