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以来，与鲁迅相关的戏剧、电视、图书开始增多，日前民谣史诗剧《鲁迅先生》震撼了许多观众，电视剧《鲁迅与许广平》也引起了一定反响。尤其是出版界，今年有关鲁迅的图书五花八门：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鲁迅手稿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２１世纪：鲁迅和我们》；广东出版社展示出《鲁迅集》；吉林人民出版社有王吉鹏等人的新著《鲁迅民族性的定位》和《中学语文中的鲁迅》等。另外，还有《鲁迅佚文集》、《鲁迅与日本》、《鲁迅研究争鸣集》等十几部著作将在今年与读者见面。鲁迅在中国文坛上持续走红，自“五四”之后，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引起后人如此众多的话题，其中因由，颇值得深思。

　　鲁迅是说不完的
　　去年，因《收获》开辟的“走近鲁迅”专栏，曾一度引起争鸣，火药味之浓，在文坛上是罕见的。骂鲁迅者有之，捍卫者亦众。这争论后来延续到文坛之外，在史学、哲学界也很有反响。今年伊始，人们在一些杂志和报纸上，仍能看到争论的文字，比如应如何看待洋八股和知识分子问题，如何对待语言的问题，等等。每一次问题的讨论，鲁迅都成了一个中心话题，他的影响之深，是别的作家无法相比的。其实，从抗日战争、延安文艺运动、解放战争乃至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等，我们几乎一直受到鲁迅的影响。而在这个影响里，各种不同的声音也蕴含其中，尤其是谩骂鲁迅的，时常可见。针对这种情况，著名学者郭预衡指出：“这些年来，鲁迅不断受到贬抑和攻击，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有人为此而生闲气，我看大可不必。试想，在今天，如果一些文痞不是贬抑、攻击鲁迅，而是尊崇、歌颂鲁迅，那鲁迅还是鲁迅吗？”
　　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在《鲁迅与二十一世纪》一文中也指出：“全球化吗？这不过是一个新名词，换了一个新说法罢了。自然，也许是我的不学，马克思不是早就提出了‘世纪市场’了吗？全球化我不懂。在我感觉中的‘全国化’中，我觉得鲁迅还很年轻，鲁迅还葆有旺盛的强大的生命力。鲁迅写小说，‘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的是‘改良这人生’。鲁迅小说中所揭出的病苦，即使已经得到疗效，而且已经痊愈，难道就没有新的病苦，难道这人生已改良得尽善尽美？”
　　不仅在现代文学界，在其他人文领域里，鲁迅也是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哲学家王乾坤是以鲁迅思想为基点进行学术思考的；画家裘沙、王伟君的绘画主题就是鲁迅；明清史料专家黄裳一生崇尚的就是鲁迅风骨……说不完的鲁迅，已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道风景。

　　仍是作家心目中的英雄
　　张承志一直是鲁迅的崇拜者。在近几年的孤独跋涉里，鲁迅始终是他的灵魂的前导。关于鲁迅，他写过多篇文章，尤以《致先生》、《再致先生》而有名。张承志看重鲁迅，主要是其一以贯之的自由意志和批判意识，他在鲁迅的文本里嗅到了一股不尽的生命气息，仿佛一道激流，引导着他在跋涉中得到了快慰。具有先锋意味的余华，也很喜欢鲁迅，在看过了《呐喊》、《彷徨》之后，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并叹：鲁迅自己就是一部文学史。山东作家张炜在自己的小说里，常常融进鲁镇式的影子，叙述口吻里夹带了几许苍冷感。他新出版的《外省书》，有人就读出了鲁迅式的调子。作者对历史境遇是那样的迷恋，小说富有魅力的部分，正是历史精神的勾勒，以及人物命运的形而上的凝视上。作者不仅青睐鲁迅的小说，而且对其杂文也十分喜欢。他发表的《荒漠之爱———夜读鲁迅》，找到了许多精神线索，见解是精辟的。残雪在解读鲁迅小说《铸剑》时，大发感叹，说：“以‘天人合一’的文化滋养着的国人，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灵魂的分裂，所以鲁迅先生作为纯粹艺术家的这一面，长久以来为某种用心所掩盖、所歪曲，而对鲁迅艺术的固定解释的模式，长久以来也未得到任何突破。我辈愧对先生之处，就在于让他的孤魂在荒漠中长久地游荡，遇不到同类。”
　　关于对鲁迅世界的不同感慨，我们在王蒙、林斤澜、邵燕祥、李锐、王安忆、刘恒、林贤治、刘震云等人那里，仍可以看到。邵燕祥的杂文有鲁迅气象；刘震云小说的某些意象，闪着《呐喊》的影子；而在刘恒那里，鲁迅作为一种参照，一直是巨大的存在。有人在《虚证》里看到了鲁迅《孤独者》的韵律，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体味了阿Ｑ的某些精神。当代作家不仅在鲁迅那里看见了思想的美，也从中悟出诸多艺术之美。
　　王安忆在《类型的美》一文中，就有趣地说到鲁迅小说的特色，发先人未发之言，令人很觉新鲜。林斤澜从《故事新编》中，找到小说的一种特别的形式，体现十分独到。作家们谈鲁迅，与学者眼里的鲁迅，略有不同，但在一点上大家走到了一起：鲁迅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是开发不尽的。

　　青年知音渐多
　　鲁迅持续地受到关注，在于在青年读者中有一批相当的爱好者。不久前某电视台的统计表明，有近一半的中学生喜欢鲁迅。鲁迅博物馆每年参观的人数，一半以上是中青年人，有关鲁迅的普及读本，很受欢迎。据鲁博书店经理介绍，来书店的学生，对鲁迅传纪、鲁迅著作导读之类的书，很感兴趣。每年有相当一部分图书，是由学生们购买的。
　　而目前把鲁迅搬上舞台、银幕的，大多也是青年人。张广天等导演的《鲁迅先生》，演出人员大多数在二十几岁，但他们对鲁迅的理解，却是特别的。年轻的一代对文学前辈的塑造，虽不同于前一代人，但基本上也能把握到一些精神，且具有新时代的特色。他们对鲁迅产生感情，一方面来自对历史的解读，另一方面乃自我的生活体验。在“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青年们感到，能以真正的人的声音与恶的文化势力抗争的，惟有鲁迅的精神。张广天等人以现代手法对鲁迅的解读，一定程度体现了年轻一代的梦想。
　　与此对应的，在学术界，一批青年学者渐渐走近鲁迅。高远东、王培元、秦弓、高旭东、王乾坤、孙歌、李书磊、吴晓东、旷新年、郜元宝、王彬彬、房向东、唐复华等，都写过较有分量的文章，且对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大批鲁迅研究新秀的崛起，对鲁迅研究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青年学人，有的是从现代史研究走向鲁迅，有的是因当代文学研究而走向鲁迅。像旷新年，本来是胡适的研究者，但在深入的思考、对比中，发现了胡适的诸多问题，对鲁迅反而产生了感情。高远东在对比鲁迅与周作人时，也发现了鲁迅高于周作人的地方。他认为：“比较起来，鲁迅与学生、青年的关系显然比周作人之于俞平伯更具现代性的。”旷新年在比较鲁迅与林语堂、周作人之后，也发出了类似的感叹，他说：“像胡适、林语堂、周作人，他们与我们民族的生存经验是脱节的。胡适、林语堂身上挂满了西方的奖章，周作人甚至可以作汉奸。他们活得那样精致漂亮，和我们粗暴的灵魂灾难的历史有丝毫关系吗？”那么多的青年，重新返回到鲁迅的世界，或许是现实感受与历史感受的一种呼应。在经历了所谓“后现代”、“新新人类”之类的潮流冲击后，人们猛然感到，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文化结构，还没有走出鲁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