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马克·吐温似乎有两个，一个是读者眼中的马克·吐温，一个是批评家眼中的马克·吐温。在读者看来，马克·吐温幽默、滑稽、诙谐，夸张得要命，可又蛮真实的，有时还带点刺儿；他的美国味道很足，男女老少都喜欢读。在批评家看来，事情就复杂了。马克·吐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是无害的滑稽家，还是社会讽刺家？早期这么乐观，后来为什么这么悲观？他到底是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天才，还是看风使舵的庸人？他究竟是热爱美国还是痛恨美国？……这些涉及到对他总评价的问题近一百年以来没有停止过争议，是一大研究课题，在美国叫做“马克·吐温问题”。

　　上世纪六十年代，马克·吐温是以“说笑话的能手”登上美国文坛的。一般的评论文章或者文学年鉴总是把他与“滑稽作家”、“幽默家”、“滑稽小品的作者”归成一类，其特长是“为大多数人提供无害的消遣”。

　　马克·吐温生前遭到最猛烈的抨击是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发表之后。这部作品先在英国出版(一八八四)，后在美国《世纪杂志》上选登(一八八五)。选登时编辑为了“保护读者趣味”，删掉不少“粗话”和“低级描写”。即使经过防疫措施，高雅的读者还是抗议以讲究文体著称的《世纪杂志》居然发表这样低级庸俗的东西。但是，马克·吐温好像没有听见这样的批评，也不怕戴“败坏英语文风的主要代表”这顶帽子，在美国出版《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居然一字不改。

　　阿堪萨斯的《旅行家》宣布说：“这本书因庸俗粗糙受到谴责”，这是因为“庸俗幽默的时代已经过去”，“由于读者趣昧日趋高雅，夸张的幽默也为时不久了。将来的幽默必须纯净和忠实。”

　　标准的“少年优秀读物”《小妇人》(一八六八——一八六九)的作者阿尔柯特奉劝马克·吐温：“如果克列门斯先生找不出什么好东西的话，那么最好就别为我们思想单纯的少年男女写作了。”

　　为什么后来证明是美国十九世纪的一部杰作在当时受到如此冷遇呢？

　　马克·吐温是西部作家，他的创作素材都是在西部获得的。粗犷、开放、幽默的艺术特色也是西部的。但美国当时的文化中心是在东部，西部作家的命运操在东部批评家手里。东部批评家有时也欣赏西部的幽默作品，不过那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并不认为这是严肃的文学创作。在他们眼里，幽默家无异于滑稽演员，专长插科打诨，不能与当时的名家爱默生、朗费罗、霍尔姆斯等人并提。他们的文学趣味是“一个名叫维多利亚的时代传到美国来的，当时粗鲁的美国人忽然发了大财，就要寻求一些行为的准则，用来掩盖他们的粗俗，要有一些上流的新式男女来做做榜样。书中必须告诉人们，怎样才是正派的，作家们也就这样写了。”①这大体上就是所谓斯文传统，斯文传统的绅士批评家怎么能赞成把流浪儿、黑奴当作主人公？行骗、宿怨、格斗怎能成为文学题材？赌咒、发誓、骂人话算什么文学语言？东部批评家可以欣赏马克·吐温的幽默才能，却不承认他有什么严肃的创作目的。

　　转机出现在八十年代末。那时候马克·吐温已经出版了《汤姆索亚历险记》、《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八八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一八八九)等四部重要作品，通过创作实践，他自己也逐渐认识到幽默的作用，并且懂得怎样在理论上保卫自己。他指出“幽默家虽然轻松，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嘲弄虚伪，揭露伪装”，幽默家是“王公贵族、特权人物和一切骗人玩意儿的天敌，是人类权利、人类自由的天然朋友”。②一些早就认出马克·吐温不同凡响的批评家、作家，如C.H.威伯、勃瑞特·哈特、威·迪·豪威尔斯，现在不再是少数派，他们当初的意见越来越为多数人所接受，其中豪威尔斯(W.D.Ho wells)的观点尤其明确。作为有影响的批评家，他指出，马克·吐温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幽默家，在于“笑话里含严肃的意味，这是他反复思考政治、社会可笑之处以后所采取的表达的方式”。一九一0年，马克·吐温去世那一年，豪威尔斯在《我的马克·吐温》(MyMarkTwain)一书中作出当时对马克·吐温的最高评价：

　　爱默生、朗费罗、洛威尔、霍尔姆斯——这些人我都认识，我还认识我们其他的智者、诗人、先知、批评家、幽默作家；他们互相类似，象其他文人一样；但是克列门斯是独一无二的，无法企及的，他是我们文学中的林肯。

　　正当马克·吐温在天堂与塞万提斯、莫里哀等喜剧大师欢聚的时候，人类又传噩耗。一九二○年，一位名叫范·魏克·布鲁克斯(Van WyckBrooks)的批评家，运用精神分析法对马克·吐温进行解剖，发表了一部全面否定马克·吐温的专著——《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The Ordealof Mark Twain)。他认为马克·吐温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却具有屈从环境的软弱性，在加尔文教、金钱诱惑和东部上层阶级文学趣味的强大压力下经不起考验，终归失败。

　　布鲁克斯把马克·吐温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童年是在一个缺乏温暖的家庭里度过的。他幼时有梦游症，说明他有两个自己、两种倾向、两种愿望：一方面要表现个性，一方面又屈从母亲。他站在父亲的棺材前向母亲保证今后“要做个好孩子”，证明他顺从严禁自己的加尔文教的社会环境。他家庭之外的生活环境同样糟糕：汉尼伯尔镇地处开发不久的中西部，是“文化的沙漠”，“天才的种子必然会死亡”。第二阶段中，在密西西比河上四年的领港生活，是他与社会关系最融洽的时间：他赚钱，家里人满意；又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智，所以《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开头几章写得极有诗意。可是到了西部之后，他为投机发财的社会风气所包围，又一次放弃艺术的追求，头枕找矿致富的美梦。那么他是怎么成为作家的呢？布鲁克斯说：“他下意识的愿望是当艺术家，但这是发挥个性的行业，而发挥个性在他母亲看来是罪恶，在社会看来是耻辱。母亲和社会这两个方面都要求他做个生意人，而他又不可能调动自己身上必需的能量去满足这个要求。美国作家们一生中经常遇到这种困境！我们看到，这种困境终于导致马克·吐温变成了幽默家。”③按布鲁克斯的理解，马克·吐温之当幽默家，与他想找到矿脉发财同出一源，是他又一次出卖自己艺术天才的例证。

　　第三阶段是到东部同奥丽维亚·兰登结婚之后。布鲁克斯认为，这位富商的小姐生活圈子狭窄，唯父辈意见是从。马克·吐温为了博得她的欢心，不得不同时讨好她那个社会圈子，而那个高雅而又庸俗的社会之所以接受这个“没有教养的”西部幽默家不是看中了他的才能，而是因为他的才能能够赚钱。奥丽维亚根本认识不到她的丈夫是天才，却以自己平庸的文学趣味把关，经常删改马克·吐温的作品。她居然认为《王子与贫儿》比《哈克贝利·费恩》高得多！马克·吐温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天才去炮制迎合群众趣味、能赚大钱的小说。布鲁克斯惋惜地说“马克·吐温实际上找了一个第二个母亲”！另一个对他发生巨大影响的人是《大西洋月刊》主编、全国闻名的批评家、作家豪威尔斯。马克·吐温把他当成“解罪神父”，豪威尔斯怎么说他怎么改，把他的批评意见当作金科玉律，而豪威尔斯的主张是描写“生活温和的一面”，“力求避免使自己和读者痛苦的题材”。“斯文传统”就是“通过豪威尔斯改造了马克·吐温”。

　　这里，布鲁克斯再次运用他的“双重性格说”：马克·吐温身上“那个不自觉的自我”本能地反叛豪威尔斯的艺术观点，他大骂简·奥斯丁就是发泄对豪威尔斯的不满，因为后者把简·奥斯丁推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但马克·吐温的软弱性是主导的，心甘情愿把自己摆在从属豪威尔斯的地位。

　　布鲁克斯认为，马克·吐温在“第二个母亲”和“解罪神父”的改造下，扼杀了艺术的自我。他到晚年懊恼不已，连声诅咒人生。他“谴责失败的人生，恰恰表现了他自身的失败。”这是布鲁克斯最后的诊断：

　　马克·吐温是一个受到破坏的灵魂，受挫折的牺牲品。正如精神分析学家所提供的无数病例一样，仅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他晚年的懊丧。他受到阻碍，遭到分裂，甚至违反了自己的本性；因此他身上的诗人、艺术家本性萎缩成了愤世嫉俗者，整个儿人成了一个精神虚弱者。

　　《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发表后引起巨大的反响。反对的有之，赞同的也有之。

　　布鲁克斯的分析无疑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最明显是方法论的错误。他不是全面考察马克·吐温的全部材料，分清主次得出结论，而是先有一套概念，然后选用有利于自己的材料。其次，他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阿·庇·佩因(A1bert Bigelow Pai-ne)的马克·吐温传记，这本传记出版较早，有些材料不甚可靠，如马克·吐温站在父亲棺材前向母亲保证这一传说。同时，作者否定西部幽默也暴露了他贵族化的偏见，他把这种文学形式与传统的形式对立起来，说明他自己也还没有摆脱“斯文传统”的影响。

　　然而，《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仍然是马克·吐温批评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布鲁克斯提出的问题是实际存在的。马克·吐温某些作品质量不高，明显是为赚钱仓促成章；这不能说同美国商业社会毫无关系；他后期确有悲观懊丧情绪，尤其表现在《什么叫做人？》和《神秘的陌生人》中。这些问题是严肃的，不容回避的。而且布鲁克斯作为有独立见解、有远见的批评家，一直怀有严肃的目的。他的本意是想打破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束缚，抵制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的腐蚀，他是为创造新文化而呐喊。所以马尔科姆·考莱说，自“布鲁克斯以来，批评风气为之一变”。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