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时代作家中，茅盾的两性观最为开放。我认为他试图超越性别局限，站在女性立场上看问题，尤其看男性。甚至可以说有点女性中心的意味。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他具有某些女权主义的倾向，但她对女性心理尤其是时代女性心理的把握是细腻和准确的。有时让人惊叹一位男性作家竟如此了解女性心理，特别是知识女性的心理。但男性毕竟是男性，性别立场和视角是与生俱来的。超越自身性别的彻底的女性立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描写这些女性形象时，试图进入女性视角的艺术创造中，但由于男性立场和眼光不自觉地流露，便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矛盾的视线，也由此造成了这些女性外在形象和内在性格的某种错位：她们的外形通常是非常女性化的，古典的，性感的，魅惑的；但内在性格特点却是男性化的（或中性的），现代的，刚毅的，理智的。《虹》开头的描写便很典型：“斜扭着腰肢，将左肱靠在栏杆上的一位，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缎长及仅腰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孕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如果从后影看起来，她是温柔的化身；但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人。”“几年来她唯一的目的是克制自己的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4](P1-2)
　　尽管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著名论文《自己的房间》里早就说过：“任何人在写作时想到自己的性别都是不幸的。”[5](P384)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完全客观中性的视角是不存在的。作家的固有的性别视角总会不自觉地有所流露并透露到人物描写之中。阅读茅盾描写女性的篇章，时常感到一种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对于女性的心理描写充满了理性色彩，她们的言语和思想都充斥着新名词，显示着时代的影响，他对时代女性心理的变化，对她们内心欲望、情感与理智之间挣扎的把握相当细腻和准确；但另一方面对女性的肉体总是不自觉地投以男性的眼光，特别注重性感或者说肉感的描写。这二者的确存在着性别视角的错位。这种性别视角的二重性特点，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矛盾交错的结果。他试图进入女性心理，站在女性立场看世界看男性。但潜在的男性视角却在不知不觉中干扰了他的视线。应该看到，茅盾的男性视角是由人的自然天性里的性别差异造成的，不同于大多数男性视角中渗透的封建伦理观念对女性的鄙视。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比较自然的。
　　理性化构思与情绪化写作
　　就总体创作轨迹看，茅盾小说被认为具有编年体史诗的特点。陈平原在80年代初就指出：“综观茅盾整个创作历程，有表现从五四到‘五卅’中国社会积聚转换的《虹》，有表现1927年前后知识青年幻灭、动摇、追求的《蚀》，有表现3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子夜》，有表现抗战初期保卫上海战斗的《第一阶段的故事》，有表现抗战中期大后方国民党特务猖獗活动的《腐蚀》，如今又有表现抗战后期雾重庆的《清明前后》。把这一系列作品合起来看，简直是一幅完整的中国革命史的壮丽图卷。有意识地追求一种史诗感，使茅盾的小说大处着眼，气魄宏伟。”[6](P672)这种编年体史诗的宏伟建构，是作家理性化构思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宏篇巨制有不少是未完成之作。比如《虹》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子夜》也比原计划缩小了一半。原来“野心”很大，想“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有“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以及1930年的《新儒林外史》”，但最后“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只剩下“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7](P45-46)
　　茅盾许多作品成为未完成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按作者的说法有形势的干扰、天气和身体等原因。进一步分析，还应该看到这种现象与作家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有关。茅盾这位以理性著称的作家实际存在情绪化写作的倾向。这些未完成的作品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写作与理性化构思冲突的结果。理性和情绪的矛盾有时是不可排解的，虽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亦是他的创作特点之一。
　　茅盾涉足文学是从理论开始的。他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但同时他也是个偏于内倾性格的细腻敏感的人。生活的积累和情感的积蓄总爆发的结果，是使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远离政治旋涡的时候才成为真正的作家。在茅盾的创作道路上，情绪化写作和理性化构思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他虽然追求宏观地把握时代，有意识构建史诗格局，但他创作起步时却是非常情绪化的。在他的处女作《蚀》这部小说中，给人的感觉是更注重感觉和情绪。正因为情绪的饱满，这部小说才让人觉得逼真，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其中不仅忠实地描写了时代风貌，而且也是作家情绪的真实记录。
　　对比茅盾20年代和50年代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很有意思的。在1928年写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里，他固执而真诚地袒露了创作初衷：“从《幻灭》至《追求》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多事之秋，作者当然有许多新感触，没有法子不流露出来。我也知道，如果我嘴上说得勇敢些，像一个慷慨激昂之士，大概我的赞美者还要多些罢；但是我素来不善于痛哭流涕剑拔弩张的那一套志士气概，并且想到自己只能躲在房里做文章，已经是可鄙的怯懦，何必再不自惭的偏要嘴硬呢？我就觉得躲在房里写在纸上的勇敢话是可笑的。想以此欺世盗名，博人家说一声‘毕竟还是革命的’，我并不反对别人去这么做，但我自己却是一百二十分的不愿意。所以我只能说老实话：我有点幻灭，我悲观，我消沉，我很老实的表现在三篇小说里。”谈到《追求》，他说：“我承认这极端悲观的基调是我自己的”，“我自己很爱这一篇，并非爱它做得好，乃是爱它表现了我的生活中的一个苦闷的时期。”“……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我波浪似的情绪在笔调中显现出来，从第一页以至最末页”。[8](P334-339)而在1952年写的《茅盾选集》自序里，他激烈地批评了自己的悲观失望情绪。在1957年的《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里，他很理性地剖析了当时社会生活和自己思想里的种种矛盾。在以后谈创作的文章里，他也保持着一贯的理性面孔，再三否定自己早期小说的情绪化倾向，又把自己严密地包了起来。在今天看来，茅盾在当时的氛围里，掩饰自己的情绪化倾向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茅盾的情绪化写作的根源是出自他的艺术气质，这恰恰说明他不光是个理性的人，也是个性情中人，这正是他的作品能够超越时代留下永久的艺术魅力的内在心理依据。
　　考察茅盾小说的创作过程，会发现他的构思有时不可思议地像论文的提纲，有时从一个科学命题开始，可以说是主题先行，但最后完成的作品却基本避免了概念化。其中的原因，除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外，还应该考虑到作家理性化构思和情绪化写作的矛盾。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否一直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动摇着？在他的观念中是否有着双重价值：现实的（政治的）和艺术的（理想的）？面对社会矛盾与内心冲突时，他在实际生活中不得不服从前者，但在艺术创作中他却不知不觉地倾向于后者。可否说，他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情绪化与理性化挣扎的结果？他之所以未成为一个概念化的作家，根本原因也许在于他并没有让理性完全压倒情绪？
　　茅盾的矛盾肯定远不止这些。他在给我们留下文学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更多的思索空间。这是一笔更宝贵的遗产。可以断定茅盾是个对矛盾敏感的人，他的笔名本来就叫矛盾。有先见之明的作家在选择这个笔名的时候，是表达，是掩饰的，会不会也有所暗示？茅盾曾很坦白地承认过自己的矛盾，但却常常被后人忽略了。这也许是出于对作家的尊敬，但肯定不利于茅盾研究的深入。因此，我们应该正视和重视茅盾的内在矛盾。因为这些矛盾不光是我们解读他的作品的钥匙，也是构成作家茅盾的特殊魅力的不可剥离的要素。
　　对于作家来说，矛盾往往正是心理能量和创造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大矛盾才成其为大作家。但如何面对矛盾往往见出人的真性情和本色。茅盾面对人生和社会的矛盾时，他肯定和普通人一样困惑，内心也充满不可排解的矛盾。可贵的是：他不仅清醒坦然地面对矛盾，而且用笔记录了种种矛盾。他记录的不光是历史和时代，也是自己心灵的轨迹。我们仅仅把他看成一个冷静的社会剖析者是远远不够的。他应该是个探索者，探索社会人生，也探索自己内心的矛盾。这需要更多的勇气。说到底，每个作家都是通过作品塑造自己的形象。茅盾的形象其实是痛苦而矛盾的。唯其痛苦，矛盾才显得深刻。这也正是伟大作家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　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N]．新华日报，1945-06-24．
　　[3]　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4]　茅盾．虹[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5]　［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6]　陈平原．清明前后——小说化的戏剧[A]．茅盾研究论文选集：下册[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7]　茅盾．子夜后记[A]．茅盾序跋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8]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A]．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一卷（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