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毛泽东同志对于“反水”的问题作了指示，对“反水”的人决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同时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的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
　　话讲完了，我放下听筒，反复地回味和思考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使我从不利的形势中看到了夺取胜利的希望。耳中回荡着毛泽东同志亲切而有力的声音，脑中涌现出一连串的回忆：
　　那是一九三O年秋，毛泽东、朱德同志在长沙城外，说服大家放弃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命令，根据实际情况，果断撤离围攻，率领部队从湖南向江西转移。在安源的一个军民大会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他讲话。毛泽东同志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讲了当时的形势，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的纲领，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反帝反封建，为工人阶级，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用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武装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当场就有上千工人和农民参加了红军。那时，我在安源工人纠察队担任党代表。几天之后，我们工人纠察队就跟着党和毛泽东同志，跟着红军，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在江西小布的红军誓师大会上，在福建建宁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讲当时形势和任务，讲粉碎敌人“围剿”的“七大把握”。每次都使人热血沸腾，浑身上下添力量。……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从沉思中醒过来，觉得眼前分外明亮，充满着希望和胜利的信心。对!我应该赶快告诉大家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的消息，传达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的指示。我跑步回到会场，同志们看到我那高兴的样子，立刻静了下来，等着听好消息。我抑制着激烈的心跳，激动地说：“同志们，毛主席到南方战线来了，毛主席给了我们很多重要指示……。我们又要打胜仗了!”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
　　我先向师的几个负责同志作了简要传达之后，随即向到会的全体干部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会场上不时地响起掌声和口号声。许多同志兴奋得站起来，一个个眼睛发亮，脸上的愁云一扫尽光。全师有名的善于夜战的六十五团第三营营长张国奇同志，不顾头上用纱布扎着的伤口的疼痛，举起拳头，带头请战。大家都纷纷要求战斗任务。会议在激昂的战斗气氛中结束。
　　当北斗星挂在天空闪闪发光时，我们召开了师军政委员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作了具体部署：正面放两个营，加固防御阵地，顶住敌人；以小部队协同地方游击队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做群众工作；主力部队集中整训，准备打仗。第二天，我们就带领干部到前沿察看地形，研究新的作战方案，并向全师指战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结合部队情况进行了战斗动员。战士们纷纷擦拭武器，打草鞋，抓紧战前练兵，政治情绪高涨起来。
　　筠门岭战斗后，国民党李杨敬的第二纵队的第七师进驻筠门岭；第八师驻盘古隘、澄江、吉潭；独立第一师回驻武平；一纵队第五师驻平远；第一师驻寻乌，四十四师驻安远。敌人为了巩固筠门岭的防守，常派以一个加强营编成的支队，向筠门岭外围地区作“游击扫荡”，甚是猖狂。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根据地，我们在整训中，以有力的小部队，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五、六个小仗，消灭了敌人一些前伸的小部队。在我调离二十二师不久，敌七师派出的加强营在周田遭我五个营的绝对优势兵力夜袭，全营被歼灭过半，敌营长朱省亚被击毙。“铲共团”在周田也被我全部歼灭。此后，敌人只得龟缩在筠门岭，不敢轻举妄动，敌人始终没有能占领会昌。这是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的结果。
　　在地方工作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改变了错误的土地政策，使中农的情绪稳定下来，向我们靠拢，基本群众的政治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对“反水”的人，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指出他们是被地主、反革命分子欺骗和利用，号召他们认清敌我，欢迎他们回到革命这边来。在短短的时间里，情况就有了显著的变化。这种人看到我们部队出动，也不再叫嚷和报告敌人了。
　　部队整训在紧张地进行着，各团自下而上地召开了会议，进行战斗总结，表扬和奖励了战斗英雄模范人物。整顿了连队党支部，调整充实班排连的组织，加强了领导。部队加紧军政训练，准备打仗。我们到前面阵地去检查整训和战备，一路看到部队出操、瞄准、刺杀，听到战士们喊着“杀!杀!”的声音；看到部队在野外进行班、排攻防演习。傍晚，连队点名时，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我们已好久没有看到部队这种昂扬的战斗情绪了，一阵阵喜悦涌上心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呀!毛泽东同志到南方战线来，只有这么短短的时间，形势就变了。实践再次说明，按照毛泽东思想行动，部队就斗志昂扬，就打胜仗；地方群众就拥护，根据地就巩固。
　　毛泽东同志来到会昌，作了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地分析了斗争形势，预见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于党中央和红军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红军广大的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绝不会眼看着中国革命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断送掉，就在毛泽东同志即将离开会昌的时候，他以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写下了光辉的诗篇《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三
　　正当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改变不利形势的时候，5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突然派来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的中央检查团，到我们红二十二师检查筠门岭战斗的失利。他们对红二十二师英勇顽强、勇敢杀敌、战斗组织指挥和战时政治工作，提不出什么批评，然而，却把我部队同地方机关和广大群众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诬陷为右倾机会主义和脱离战争的和平训练，指责我们没有完成坚守筠门岭的作战任务，失守筠门岭是退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检查团检讨了在组织指挥上的缺点和失利的原因，承担了领导和指挥责任，如实地汇报了部队英勇作战和实际困难。也汇报了执行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新近取得进展的情况，这更加触怒了他们。他们依据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观点，对红二十二师在筠门岭的战斗做出与毛泽东同志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我红二十二师领导干部和一些中层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了错误的处理：代理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同志和坚守筠门岭正面阵地的六十五团政委商辑五等一批同志被撤职查办，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交军事审判，有的被送去劳改，我被带去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所谓“招待所”。
　　当时，许多干部对于这种处理虽然不满意，但却没有认识到这是王明“左”的路线所致，而是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我也是这样想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要严格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党需要铁的纪律，个人受点委屈，受了不应有的处分，对教育自己和别的党员也有好处，我坚信事实真象终有被弄清的时候。
　　我被关进国家保卫局招待所之后，我们红二十二师六十六团政委贺清华同志也被关了进来，我们一见面相互紧紧握手，相互问候别后的寒暖，但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好一阵子默默无言。
　　当天黄昏，我急切地向他打听部队情况，他告诉我说：“你离开部队一个月左右，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我兴奋地问：“你见到毛主席没有？”他详细地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到站塘的当晚，就会见了我们二十二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那天晚上，在老百姓一间不大的堂屋里，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他穿着同我们一样的灰色红军服装，戴着红军帽，赤脚穿一双布鞋。他坐在一张方桌旁边，桌上摆着砚台、笔墨、纸张，一盏油灯。他把用纸卷的烟，全部当做慰问品，分给我们大家抽。毛泽东同志十分和蔼、亲切地同大家谈话，他想知道一切，无所不问，问敌情，问作战经过，问红军战士、干部的生活和思想情绪，问当前群众情况，问地方工作。……我们都作了详细回答。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来到前线看望我们，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深受感动。毛泽东同志还找一些边沿苏区干部谈话，对赣南地区党政军的情况作了深入调查研究。”
　　他讲的是那样的生动，心情又是那样的兴奋。听完他的话，我走出屋子，站在静悄悄的星空下，一桩桩往事萦回心头……
　　我想起了在汀州医院治伤时，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情景。那时毛泽东同志住在医院里，在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我当时看来，这是一本相当厚的书了，我想战斗这样紧张，毛泽东同志还如此研究学问，一定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点着书本说：“你们也要好好学习这本书，学会怎么干好革命。”我想起在中央政府警卫营工作的时候，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常常看到毛泽东同志总是工作到深夜以至天亮，为了思考中国革命问题，常常忘了吃饭、忘了理发……我把第五次“围剿”的情况和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大革命失败后红军建设，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联系起来对照思索，开始弄明白了一些问题。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真理在毛泽东同志一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这时已经看得清楚红二十二师在南线的作战为党中央、政府及所属机关向外线转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在党内外都没有进行什么动员，缺乏应有的准备。在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日夜兼程行军赶路，人疲马乏，还是甩不掉敌人。部队到底要走到什么地方去？怎样战胜面临的严重困难？这些问题在每一个红军战士脑海中盘旋着，红军战士多么渴望着正确的领导和指挥啊!
　　这种情况，直到遵义会议才得到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