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先生多才多艺，在美术、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均有建树，但是他早年却不看京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五四反传统思想影响，认为京剧中封建主义毒素太多的缘故。１９３３年，他在家乡盖起缘缘堂之后，买了一台留声机和一大堆西洋音乐唱片，顺便还买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作为点缀。没想到这几张唱片居然让他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戏迷。

　　他认为，与西洋音乐相比，京剧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没有和声，因此它的美来自于旋律。这种旋律可以表现丰富的人物个性和复杂的戏剧冲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是注重夸张，比如“善良正直的人，脸色光明威严，不妨夸张为红；奸邪暴戾的人，脸色冷酷阴惨，不妨夸张为白；好勇斗狠的人，其脸孔峥嵘突厄，不妨夸张为花”。第三是善于运用象征手法，比如开门、骑马、划船，只要做一个手势，执一根马鞭，拿一支船桨，就可以表达所需要的内容。

　　抗日战争中，丰子恺逃到重庆，因敬仰梅兰芳的爱国情操和高尚人格，曾将其蓄须明知的照片挂在墙上。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在连续看了梅兰芳的五场演出之后，突然意识到那美妙的歌声、艳丽的姿态，都是由身体“这架巧妙的机器”表现出来的，因此他很想看看“这架巧妙的机器”在卸妆以后究竟是什么模样。

　　见面之后，丰子恺发现如果按照西方的审美标准，梅兰芳的身材和容貌可以与维纳斯比美；再加上他那得体的手势，动听的音调，让人感到这简直是上帝之手制造的一件“精妙无比的杰作”。这时他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政治家是通过建功立业使自己虽死犹生、文学家是通过作品使自己不朽的话，那么表演艺术家必须依靠身体才能把技艺传之后世。然而人的生命又非常脆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将会成为莫大的遗憾，因此他劝梅兰芳多灌唱片，多拍电影，以便把原汁原味的梅派艺术保留下来，但是梅兰芳却表示困难很大。也许是初见面吧，他们未能就这个问题作深入交谈。从梅家出来已经是夜幕降临，丰子恺不由得抱怨道：造物主啊，既然你不能延长“这架机器”的使用年限，为什么要把他造得这样精巧呢？

　　与丰先生相比，他的长女丰陈宝和四女儿丰一吟更爱京剧，因此她们也想一睹这位京剧大师的“芳容”。一年之后，丰子恺带着两个女儿再次拜访梅兰芳。

　　丰子恺认为，如果说上一次他是带着某种宗教情怀去造访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带着艺术问题来请教了。见面以后，两人谈到了象征的问题。梅先生说，他在莫斯科参观苏联人排戏，为了表演“跳水”，先让几个人扯着一大块白布使劲抖动，形成“水波”，然后让演员从布上的一个洞跳进去，再从另一个洞钻出来，才能完成表演。相比之下，京剧的《打渔杀家》就简单多了，只要演员将身体上下起伏，就可以表示水的波浪。说到这里，坐在沙发里的梅兰芳仅仅作了几个动作，就把人在水中的样子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让丰子恺想到自己的老本行——漫画。他画人物，常常是只画嘴巴或眼睛，有时连嘴巴或眼睛也不画，但是评论家却说他的画是“寥寥数笔，神气活现”。有人甚至以《丰子恺不要脸》为题来调侃他，说他是“独创一格”。想到这里，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象征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艺术的表现趋于简单，还可以为观众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他认为，如果把一个人的五官全部画出来，反而会给人一览无余的感觉，这实在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笨办法。

　　丰子恺是一个通人，所以他能在京剧和漫画这两种艺术形式中找到它们相通之处。相反，如果他仅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对专业之外的世界了无兴趣，他肯定不会有这种感悟，也不会成为一个大师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