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1942年负重伤后，胸部带着两块残留弹片，回到战争爆发前就一直热爱着的教育岗位，从1948年到1970年，他一直是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在长期的教学工作和教育研究中，他著有41部专著和小册子，600多篇论文，约1200篇文艺作品——供孩子们阅读的故事和童话。其中许多著作已经译成30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出版。《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五卷本)基本包括了他一生撰写的主要著作和论文。

　　神圣的东西不是辅币
　　四年级男孩帕夫洛的爷爷是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爷爷的勋章、奖章、奖状、嘉奖令是帕夫洛的骄傲，甚至他在教室里也挂着爷爷的肖像。可是帕夫洛很淘气，他把麻雀放在口袋里，在教学试验田干活时往女孩子脖领上扔青蛙……有一天放学时，帕夫洛急着要回家，等不及从教室门口排队走，就打开窗子跳了出去。老师把他叫回来说：“你去问问你奶奶，你爷爷在学校里，什么时候跳过窗户？要知道，他就在这个班里学习过。”
　　下星期一第一堂课刚开始，帕夫洛就举了手：“……你让我问奶奶……问爷爷在学校学习的时候，跳没跳过窗户……”
　　“奶奶怎么说？”
　　“她说，爷爷有一次因往教室里带麻雀，课后被留下了……他是由烟道爬到屋顶，又从屋顶跳到地上跑回家的。”
　　教室里一片寂静。孩子们以赞赏的目光看着教室墙上爷爷的肖像……
　　“奶奶还说，爷爷的语法也得了‘2分’……她说，我大概跟爷爷一样……”
　　吃惊的女教师透过孩子的眼神，看出他深藏在心里的得意感：爷爷都能从烟道爬出教室，而他只不过是跳了窗户！
　　这是苏霍姆林斯基在《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问题》中都谈到的例子(后一本书“帕夫洛”译作“巴甫利克”)。作为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从1948年到1970年，苏霍姆林斯基跟踪观察和研究了29个班级、共700余名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整个10年学习期间的生活。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分析了这些学生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成长过程，揭示了他们的知觉、思维、情感、兴趣、需要、意志的心理发展和言语的不同特点。帕夫洛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这位教师的教育手段是失败的。他说：“一看到有的孩子用镜子射出的太阳反光、往教室里带小麻雀、向同班女学生的脖子上扔小青蛙，就用爷爷的英雄的事迹加以联系对照。这岂不是用高射炮打蚊子吗？”他甚至认为：“如果有孩子或者少年得了‘2分’，这不应该与他的少先队工作、少先队的荣誉、少先队的尊严有任何的联系。”“我们伟大的革命的红旗、少先队员红领巾、少年列宁主义者少先队员的称号，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人民、共产党和爱国主义的忠诚，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去珍惜的东西。提到这些东西时，决不能把它变为漂亮的词句到处去说。决不能把神圣的东西变为辅币。”
　　这里，苏霍姆林斯基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而且有现实的意义。当神圣的东西被当成辅币时，它在孩子的心目中就成为庸俗的东西。你再说它是神圣时，就会被认为是假话、说教。特别是当孩子们看到一些大人们整天使用这种辅币去兑换别的东西时，就会对神圣的东西产生怀疑。

　　走向思维和语言的源头
　　如果有人问，在道德教育中若不用那些道理和概念，该用什么呢？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书，我们随时感到他的道德、信念教育是与情感培养、美育乃至智育非常和谐地统一起来的。
　　1951年秋，苏联乌克兰帕夫雷什中学校长苏霍姆林斯基决定成立一个“快乐学校”，让31名6岁儿童提前一年到学校来进行学龄前教育。他认为，在传授知识之前，要先学会思考、感知和观察。这些孩子都生于战争结束前后的1945、1946年，31名孩子中，有11名没有父亲，两名父母双亡，有的孩子本人还被战时遗留下来的炸弹炸伤。活着的家庭成员，有的健康幸福，有的有各种各样的不幸：疾病、贫困、离异、恶行……战争给孩子留下了身体和感情的创伤，有的孤独、冷漠，有的被溺爱。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如果未能使小孩子恢复对善意和公正的信任，那就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他产生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感觉和体验个人的尊严。”他给孩子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把他们带到集体农庄的葡萄架下，让每个孩子给母亲或其他亲人带去一串葡萄。
　　此后一年中，苏霍姆林斯基把孩子带到蓝天下、森林里、河流边，通过童话、幻想和游戏，引导他们进入周围的世界，每天都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所走的每一步都成为走向思维和语言的源头。他和孩子们带着画画的本子，来到牧场、清晨的校园……观察蝴蝶飞舞、蜜蜂歌唱、牛群洗澡、露珠滚动，使识字成为生活中鲜艳夺目、兴趣盎然、充满生动形象、声音和旋律的一部分。他在孩子们画本的封面上题写了《我们民族的语言》。孩子们热切地希望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维，而且把它写出来。有一次孩子们坐在果树下欣赏田野里荞麦开花，群蜂从田地返回蜂房，在小溪上盘旋嗡嗡地飞，孩子们说，它们在互相讲花和小树林，讲荞麦和向日葵……几年之后，当他们成为四年级学生的时候，他们写了《蜜蜂说些什么》的作文。
　　于是，苏霍姆林斯基不得不回答大量的问题：为什么清晨太阳是红色的，而中午像火焰一样？为什么蒲公英的花早上张开，中午闭上？为什么会有雷和闪电？……他力求把每个问题回答得不仅给孩子们揭示大自然的本质，而且还更一步燃起他们好奇心和求知欲的火焰。当他观察孩子们到大自然旅行归来后的情绪，他就更深一步相信这一谚语的正确性：思索始于惊异。
　　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一位后来在部队服役的军官回忆说：“初秋晴朗而寂静的清晨，结满美丽浆果的野蔷薇，林边一株孤单单的遍身红叶的槭树……一只黄蜂在小小的树洞的上方焦急地嗡嗡地叫，一只蝴蝶停在覆满小小露珠的野菊花上……假如我有必要为祖国去作战的话，我最先回忆起的关于祖国大地的景象便是我遥远的童年时代的这幅图景……”

　　同情别人的痛苦和不幸
　　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孩子们还接触到了集体农庄的成员。养蜂员安德烈老爷爷孤身一人，孩子们感到，他们的每一次来访都使他很高兴。他们就经常给他采一些野花，带些葡萄、苹果，他们的心变得越来越能体察人的心境和感情。有一次孩子们在野炊，大家都很高兴，有一个孩子说：“可是安德烈爷爷这时候就一个人。”于是，孩子们决定去与老人共享欢乐……有一次，苏霍姆林斯基带着孩子们经过森林边一座孤零零的小屋，他告诉孩子们，这里住的是一位在卫国战争中致残的人，现在还生着病，于是，孩子们为他栽了两棵苹果树、两株葡萄。
　　苏霍姆林斯基在观察大量事实之后得出结论：“对悲欢的敏感和同情只能在童年时代培养。在这个年龄，心灵对人的苦难和不幸、烦恼和孤单特别敏感。”
　　这种同情心的培养，贯穿于孩子成长的整个过程。当孩子们正式进入学校之后，这种同情心的培养还随时都在进行。七年级学生保尔的母亲生病了，可是同学们正高高兴兴准备去旅游。教师召集同学们说：“同学们，难道我们能够把一个人丢在生病的母亲床边，自己想着去娱乐的事吗？”科利亚说：“保尔只是一个人，可我们是30个人，难道能够为了照顾一个人而让其余的人不舒服吗？”教师说：“这就等于把病人、软弱无力的人丢在路上，这就等于在荒漠中不把水分给即将渴死的人喝……”于是，教师带着孩子们来到保尔的母亲——一位历经许多不幸而又抑郁寡欢的人身边，孩子们对她的不幸寄予同情，帮助她做各种杂事。这时，最热心的是科利亚，“那种真诚、纯洁、高尚的人的品格成了战胜者”。
　　奥尔加奶奶的丈夫、兄弟、两个儿子都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女儿也死于法西斯德国煤矿的非人劳动。苏霍姆林斯基把她的遭遇讲给孩子们听，激起了孩子们要与她友好相处的愿望。他们在奶奶的院子里种了5棵苹果树、5棵梨树、5棵樱桃树和5株葡萄秧，以纪念她的亲人。夏天，他们经常去给果树浇水，在奶奶家一呆就是一天。教育是自然和谐的，因此孩子的心是真诚的，行动是自发的。
　　苏霍姆林斯基说，应该让孩子们感受、体验为祖国的自由而失去儿子的母亲的痛苦。如果一个孩子没有感受和体会到自己祖国失去2200万人生命的不幸，就不能说他的心是高尚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中，对人的同情心，与对祖国的热爱、对邪恶势力的仇恨，就是这样是自然融合在一起的。

　　没有一个孩子未被赋予天资
　　巴甫利克在学习上是一个被称作“思维迟钝的孩子”，同班同学已经能够把字母拼成音节并大声朗诵出来，他却连把一个字母与另一个字母区别开来还要费很大的力气。对他必须是教了一遍又一遍，比在别的孩子身上多两三倍。一道习题，甚至最简单的一个从属关系，他都要考虑半天。——按我们的叫法，巴甫利克是“后进生”。他升入五年级时，女教师甚至把这个孩子犯过的各种语法错误的一览表和一张需要经常复习的算术规则的清单，交给五年级的老师。但在五年级，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增加了一些要动手的课，给巴甫利克带来了乐趣，其中的植物课他最有兴趣。教师发现：“他的智慧就在手指尖上。”他不但能够巧妙地给果树嫁接，还提出不通过嫁接就直接培育树苗的想法，并自己建造了一个温室，培育出树苗，总结出从树的哪部分取下的枝条能活，哪部分取下的枝条不能活的经验……这次实验以后，巴甫利克学习上恐惧的心理消失了，他回答问题不用回忆书本上哪个地方写什么，而是一边回答一边思考，从他的见闻和体会观察中总结出自己的结论。几年过去后，他培育出了一些抗寒的果树品种，后来考上了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