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中国，谴责侵略者
　　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13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代，泰戈尔及其著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曾影响了我国几代读者。
　　泰戈尔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友好感情。1881年，年仅20岁的泰戈尔对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并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的罪行给予了严厉谴责，他在《婆罗蒂》杂志发表著名论文《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又译《在中国的死亡贸易》），文中说：“英国坐在亚洲最
　　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注入她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他走向死亡。一方获取暴利，另一方损失惨重，如此残忍的强盗行径，真是旷古未闻。”
　　1916年，泰戈尔在日本发表演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山东的罪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发表公开信、谈话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且带头慷慨解囊，发动募捐，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曾无限深情地说：“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他还在自任校长的印度国际大学中特设中国学院，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
　　第一次到中国1924年3月21日，应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率领由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漠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等一行6人组成的访华团，乘船离开加尔各答，开始中国之行。
　　4月12日一大早，徐志摩、瞿菊农、郑振铎等人就汇聚上海汇山码头恭候泰戈尔一行。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时事新报馆的代表，还有日本驻华的新闻记者、旅沪的印度人也在码头等候。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这位诗人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为了让泰戈尔访问方便，东道主专门指派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深谙英语的徐志摩担任其随行翻译。
　　4月14日，徐志摩、瞿菊农陪同泰戈尔一行前往杭州。秀丽的湖光水色使他留连忘返，他像孩子般欢呼：“美丽的西湖，美丽的杭州！……要不是时间关系，我真想在湖边买个小屋住上几天……”
　　4月15日，泰戈尔在杭州灵隐寺演讲。西泠印社的艺术家们向泰戈尔赠送一枚刻有“泰戈尔”三个字的印章，他感动不已。他对随行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说：“在印度，小孩降临后有两件事最重要：第一要给他起个名字，第二要给他少许饭吃。这样，这个孩子就和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关系。我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泰戈尔’，我觉得我的生命是非与中国人的生命拼在一起不可了……”泰戈尔由此又想到请中国朋友为他起个中国名字，他向国学大师梁启超提出了这个愿望。
　　4月18日下午，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1000多名成员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举行正式欢迎会，欢迎泰戈尔一行。泰戈尔即席发表演讲。当晚，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行乘火车沿津浦线北上。
　　在南京，泰戈尔游览清凉山、莫愁湖等名胜后，向文化界人士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他说：“我此番来到中国，并非是旅行家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些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个敬香者，来对中国文化界敬礼的。……我这次来华，就是为了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我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我是想得到你们中国青年真挚的同情。……让我们大家努力吧。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我们要不怕艰难，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装满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清理一方泥土，播下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的将要透露的萌芽。”
　　演讲完毕，泰戈尔与青年学生一起散步聊天。有一位学生问他有多大年纪时，他风趣地回答说：“我很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年纪，因为一个人的老少不能拿年纪做标准，我的心时刻同你们一样，所以我长久是一个少年。”他还笑着说：“我已64岁了，但是你们不要猜想我是一个老年人呀！”
　　4月23日，泰戈尔一行抵达北京。
　　在北京期间，泰戈尔应邀于先农坛演讲。当时的《晨报》是这样报道的：“午后2时，即有无数男女学生驱车或步行入坛，络绎不绝，沿途非常拥挤。讲坛设在先农坛内之东坛（即一品茶点社社址），坛之四周布满听众，有二三千之多。……泰氏用英语演说，约历一小时之久，声音清越，虽在数十步之外听之了然。”
　　泰戈尔在京停留期间，曾在北师大等处发表了数篇演说，如《中国与世界文明》、《文明与进步》、《真理》等，轰动一时。
　　泰戈尔在各种场合演说的基调是，缅怀中印传统友谊，寻求恢复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同时，他呼吁两国人民共同担当起发扬东方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使命，向世界传播爱的福音，增强友爱亲善。
　　中国学者为泰戈尔做寿5月7日是泰戈尔64岁寿辰，中国学术界的朋友聚集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为之庆祝，由胡适主持。胡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赠给泰戈尔十几幅中国名画和一件名贵瓷器，接着用英语说：泰氏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今天能够在这里欢迎代表印度的伟大人物，并且恰逢他的生日替他做寿，实在是凑巧极了。
　　接着梁启超致贺词，他在祝福泰戈尔生日后，对中国历史和中印关系做了简短的述评，然后说：“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古代印度的称呼）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从前印度对中国的称呼）过他64岁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胡适以英语幽默地说：“今天一方面是祝贺老诗哲64岁生日，一方面是祝贺一位刚生下来不到一天的小孩的生日。”大家哄堂大笑。“谢谢！”泰戈尔紧握着梁启超的手，庄重地接受了这个名字。后来，西泠印社的金石艺术家，又各以不同的字体精心刻制了两方“竺震旦”的印章，赠给泰戈尔。
　　5月19日，泰戈尔一行在开明戏院（今珠市口民主剧场）高兴地观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洛神》。20日中午，梅兰芳、梁启超等设宴为泰戈尔饯行。
　　泰戈尔在京停留之际，曾由徐志摩等陪同专程进故宫访问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并合影留念。后又联系孙中山与泰戈尔见面，因孙中山患病未成。
　　5月21日，泰戈尔一行在徐志摩等陪同下抵达太原。泰戈尔就在山西推行当时他一直提倡的乡村建设计划，与山西督军阎锡山等地方官员进行了广泛商讨，最后达成合作协议，但是这一协议后来未能实行。
　　5月25日，泰戈尔在上海作最后一次讲演后，于29日转赴日本。
　　第二次到中国1928年10月，徐志摩游览欧洲在回国途中专门停留印度。泰戈尔对徐志摩访问印度十分高兴。临别时，徐志摩邀请泰戈尔再次访华，泰戈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929年3月下旬，泰戈尔赴美国、日本等地讲学途中抵达上海小住。泰戈尔的这次旅行很不愉快。大概是世事推移之故吧，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发生了全球性的社会思想裂变。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
　　和平的主张，却一路受到排斥、讥嘲和冷落。
　　当时徐志摩和陆小曼已经生活在一起，由于两人是婚外恋结合，时人非议颇多，而泰戈尔是极少数支持他们婚姻自主者之一。
　　这时，从身体到精神都感到疲倦的泰戈尔特别渴望休息，从美、日抵达中国时，他一再嘱咐徐志摩：“这次决不要像上次在北京时那样弄得大家都知道，到处去演讲，静悄悄地在家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
　　泰戈尔此次短短3天私人访问，只在徐宅与徐志摩谈诗。他还专门为陆小曼诵了几首新诗。这一次，泰戈尔留给徐氏夫妇两件墨宝。一件是在徐志摩的一本精致的纪念册上用中国毛笔画了一幅笔调粗犷的大半身自画像。另一件是用孟加拉语在纪念册上写了一首小诗：“路上耽搁樱花谢了/好景白白过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樱花）在这里出现。”泰戈尔写完，又用孟加拉语朗诵起来，徐志摩夫妇发现老人是流着泪读完的。
　　6月11日，泰戈尔从美国、日本讲学回印度路过上海。徐志摩接到电报，即邀郁达夫一道前往码头迎候。这次，泰戈尔仅在徐宅逗留了两天。临别之际，老人从手提箱里取出一件用金丝精绣着印度民族风情图案的紫红色丝织长袍，声音颤抖地说：“我老了，恐怕不会再来中国了，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这点小礼物，作个永久纪念吧！”泰戈尔直到去世再未与徐志摩夫妇见面，也再没有来中国。
　　泰戈尔在访问中国时曾经高瞻远瞩地说：“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中国人民一直铭记着这位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数十年的国际友人。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饱含深情地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中国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环球时报》(2003年03月17日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