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印度大文豪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诞辰150周年及逝世70周年，对外友协筹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欧美评论家曾将纪伯伦的《先知》和泰戈尔的《吉檀伽利》共誉为“东方最美妙的声音”。我们还清楚记得半个多世纪前，在北大读到这两本书时，立即被这“东方最美妙的声音”深深吸引。后来又陆续读过泰戈尔的《园丁集》《飞鸟集》《新月集》……那时在国内大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学校的政治运动“红专辩论”、“反右”、“反右倾”等也一个接着一个。这“东方最美妙的声音”显然与辩论会上激烈的争辩声、批斗会上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不相协调。而我们却像诗人臧克家形容的“如食异味，越食越贪”，运动间隙，常猫在燕园哪个角落，沉迷在这“东方最美妙的声音”中……
　　女作家冰心曾说过《先知》与《吉檀伽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上世纪80年代，我们奉命到黎巴嫩任职，受纪伯伦博物馆馆长库鲁兹先生之托，代博物馆找寻一本冰心译的《先知》，有幸与冰心老人结识。曾听她这样品评过纪伯伦与泰戈尔，她说：“泰戈尔是贵族出身，家境优越，自幼受过良好教育。他的作品感情充沛，语调明快，用辞华美。格调也更天真，更欢畅，更富神秘色彩。而纪伯伦是苦出身，他的作品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为人处世的哲理，于平静中流露出淡淡的悲凉。”
　　泰戈尔1861年5月7日出生在加尔各答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哲学家，哥哥、姐姐也都是社会名流，泰戈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聪颖伶俐，备受全家宠爱。泰戈尔父母对子女管教虽严，却从不拂逆他们的个性发展。泰戈尔不喜欢学校刻板的生活，父母便为他请家教，并让哥哥、姐姐扶助。他特别喜欢音乐与写作，当他尝试着用孟加拉传统诗的韵律写出第一首诗时，尚不足9岁。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给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15岁发表了第一首散文诗《野花》，17岁出版了处女作《诗人的故事》。同年赴英留学，初学法律，后转入英国文学与西方音乐研究，回国后专事文学创作。
　　20世纪初，泰戈尔接连遭遇不幸：丧偶、丧女、丧父，这一系列打击，使他深感人世的悲怆，这种哀伤也表现在他的《回忆》《渡船》等作品中。20世纪初，也是印度反殖民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他没有沉缅于个人的不幸，而是积极投身民族独立运动，191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戈拉》，真实反映印度社会生活各层面复杂的纠葛，塑造了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战斗者的形象。同年，使泰戈尔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诗集《吉檀伽利》在印度出版。这本诗集最初是用孟加拉语按孟加拉传统抒情诗的格律写的，虽在国内获得好评，却没有太大的国际影响。也是这一年，他旅居伦敦后，开始将《吉檀伽利》《渡船》与《奉献集》中的部分诗译成英文，仍用《吉檀伽利》的书名在伦敦出版。“吉檀伽利”是孟加拉语“献诗”的音译，诗集中除歌咏爱情、友善、景物、风光之外，还有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颂神诗。这是泰戈尔受印度传统的泛神论——“梵我合一”哲学思想影响的反映，他颂扬的并非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诗人追求的理想与光明的化身。正如郭沫若所说：泰戈尔“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为了更自由地表达原著的思想，他摆脱了原诗格律的桎梏，将它们译成富有韵味与节奏感的散文诗。令他自己也未料到的是，这本书一面世，立即轰动了伦敦与西欧文坛，他因此荣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证书这样写道：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篇，这些诗不但具有高超的技巧，并且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便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泰戈尔是印度与亚洲第一位获得这一崇高荣誉的人。他的文学创作随之进入又一个高潮期，相继出版了《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流萤集》等散文诗集；《春之循环》《红夹竹桃》等剧本；《四个人》《家庭与世界》《两姐妹》等中、长篇小说，以及《中国的谈话》《俄罗斯书简》等散文、随笔。其中对中国作家与读者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1916年出版的《飞鸟集》了。《飞鸟集》包括325首寓情于景、于物，充满哲理的无题诗，大多数只有一两行，几乎全是诗人电光火石般对自然景物刹那间的印象、联想与感悟。它最初的中译者、著名文学家郑振铎说，这些诗“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野花，在早晨的阳光下，纷纷伸出头来。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飞鸟集》内容包罗万象，泰戈尔用他那颗赤子之心和博大、深邃的人生哲理，抒发他对人民、对生命和对大自然的挚爱。他热诚赋予一切美好事物——一只鸟、一朵云、一株草或一团萤火以鲜活的生命，来唤起人们对理想与光明的追求：
　　鸟儿愿是一朵云，云儿愿是一只鸟。
　　雨点吻着大地，微语道：我们是你思想的孩子，母亲，现在从天上回到你这里来了。
　　我的梦幻恰是一团萤火——在幽暗中闪烁着灵动的流光。
　　天空没有鸟儿飞过的痕迹，但是我已飞过。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他的天空。
　　我的思想随着这些闪耀的绿叶而闪耀，我的心灵因为这些日光的抚触而歌唱。
　　瀑布唱道：当我找到了自由时，我找到了我的歌。
　　那些把灯背在背上的人，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自己的前方。
　　错误经不起失败，但真理却不怕失败。
　　……
　　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中回忆说，她偶然读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立即为那些“很短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哲理的三言两语的诗句”倾倒，她也尝试着“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这便有了《繁星》和《春水》。她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深情地说：“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1953年她赴印度访问了75天。她说，在印度尤其是在孟加拉语的省份，时时都能感受到人们对泰戈尔的热爱，他的长长短短的诗歌在男女老幼的口中传诵。她认为泰戈尔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在印度社会剧烈动荡、变革的年代，奋力“排除他周围纷乱窒塞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奴化的、从英国传来的西方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优秀的文化”。他身体力行“进入乡村，从农夫、农妇、瓦匠、石工那里听取了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最素朴、最美丽的文章”，并参加与领导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
　　其实，泰戈尔的成就还不限于此，他还是作曲家、画家与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创作过1500余幅画作，两千余首歌曲，其中许多热情洋溢的爱国歌曲曾鼓舞印度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人民的意志》与《金色的孟加拉》分别被选定为印度与孟加拉的国歌。
　　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1924年4月，由著名诗人徐志摩热诚推动，梁启超、蔡元培等以北京讲学社名义邀泰戈尔访华。泰戈尔把此行定义为“向中国古老文化敬礼和修补印中两大古文明的交流”。他由上海、杭州抵达徐志摩家乡嘉兴海宁硖石镇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在北京他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蔡元培、梁实秋、梅兰芳等名流。徐志摩、林徽因还联袂演出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庆贺他64岁诞辰。北京各报刊登了银须银发、一袭长袍的老诗人，在徐志摩、林徽因搀扶下在天坛游览的照片，说明是：“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一幅苍松竹梅的三友图。”然而，泰戈尔此行听到的并不都是颂扬与掌声。当时中国正处在殖民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方兴未艾，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提出“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泰戈尔主张的非暴力的泛爱主义，“用心中感情的溶液，融化外部世界”，“在心智的帮助下，对人心来说，抵达重塑的世界的道路是畅通的”(泰戈尔《文学意义》)显然不合时宜。因而，也受到左翼文化人翟秋白、茅盾、沈泽民等的呛声，要“激颜厉色送他走”。这也让我们联想到，上世纪50年代在北大最初读泰戈尔的诗作时，曾惊异除了我们熟悉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论是诗/无论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歌手的声音/可以唤起阶级”，以及郭小川在《致青年公民》中反复叮嘱，要我们“投入火热的斗争”，“斗争/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这类雷霆、号角般激越的诗句之外，竟还有如此美妙的乐音！可是，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不仅泰戈尔的诗文不敢再读，连每日从早到晚座无虚席的图书馆也空无一人，因为谁也不愿被扣上“走白专道路”、“不关心政治”的帽子……
　　到20世纪30年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也让泰戈尔认识到非暴力的泛爱主义拯救不了社会，他的诗作也由过去那种蕴涵哲理的轻快小诗转向了尖锐的政治抒情诗。如他在《责问》中，就直面宇宙的主神薄迦梵：“薄迦梵/世世代代，你向这无善的世界/一次次派遣救世的使者/他们宣扬要宽恕一切罪孽/热爱所有的人/从心里摒弃仇恨”，而现实却是：“暴力戴着面具/在伪善的夜幕里戕害无辜/面对无力控制的强权的罪恶/法律裁决在幽僻处无声地呜咽……”诗人说：“今日，我的横笛吹不出乐声/喉咙已经塞壅/晦日牢笼似的昏黑/把我的祖国囚于噩梦之中/我因此含泪责问：薄迦梵/毒化你空气的人/扑灭你光华的人/你难道也饶恕，钟爱他们？！”
　　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泰戈尔多次发表诗作、公开信和演说，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支持及对日寇的谴责。同年他在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并发表了著名演说《中国与印度》。1941年，泰戈尔在病中写了最后一篇演讲稿《文明的危机》，宣布自己年轻时曾有的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文明的信念，由于他们对东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与榨取，已经彻底破灭。他满怀信心地预言：“从太阳升起的东方，黎明将要到来。”这年8月7日泰戈尔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