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诗人中，被称为“诗家天子”和“七言圣手”的王昌龄，始终是个迷一样的人物。
　　他的许多诗句我们都耳熟能详，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寻渐》）等等，但是，他的一生行状，史书所记却寥寥无几，以致和他相关的许多细节，至今还是一团迷雾。
　　比如，他的籍贯，后人一直众说纷纭。《新唐书》说是江宁人，《旧唐书》说是京兆人，《唐才子传》说是太原人。
　　他流放的地点龙标（李白有诗云“闻道龙标过五溪”），其具体位置，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湖南黔阳，一说是贵州隆里（锦屏）。
　　他在名诗《芙蓉楼送辛渐》中所云之“芙蓉楼”，所在地竟也有两处，一在江苏镇江，一在湖南洪江。
　　他一生两次遭贬，具体原因史书却语焉不详，只有笼统的几个字：“不护细行”。
　　和他有关的诗坛佳话“旗亭画壁”，也有人说是假的，乃后人向壁虚构。
　　最后，就连他遇害的地点，也有两种说法：有人说他死于濠州（李云逸《王昌龄诗注》），也有人说他死于亳州（《辞海·文学卷》。
　　由于史书所记王昌龄史料太少，现存的许多争议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不过，对王昌龄之死，却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循，通过一番攀爬梳理，我们能得出一个清晰的判断。
　　两唐书谈及王昌龄之死，都明确地说他为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刺史闾丘晓所杀，以此来看，王昌龄当死于濠州。但是，关于闾秋晓这个人，《资治通鉴》却说他是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太守，谯郡乃亳州的州治所在，因而后世有人认为王昌龄死于亳州。
　　亳州与濠州，并非简单的笔画混淆，而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在王昌龄的时代，濠州属淮南道，亳州则属河南道。
　　史料记载的差异，为我们探寻王昌龄之死的真相带来一定困惑。看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察那个“杀人凶手”闾丘晓的活动范围，即他究竟是在濠州还是在亳州。
　　闾丘晓这个人，本是进士出身，但他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名来，却完全因为他所干的两件不可饶恕之事：杀害王昌龄和不救睢阳之围。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属宁夏）自行即位，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叛军攻下洛阳、长安，随即准备沿运河南下，掠夺江南赋税之地。但是，他们在睢阳（今河南商丘）遇到了张巡的殊死抵抗。
　　张巡本是真源（属于亳州）县令，他先是招募兵士守卫雍丘（今河南杞县），后移守睢阳，以不到万人的兵力，抵挡住十倍于己的叛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形下，苦守城池达数月之久，有效地牵制住叛军数十万人马，与坚守南阳的鲁炅一道，成为江淮之地的屏障。
　　在叛军的围困下，睢阳城内粮草断绝，守城军士在吃尽一切可吃之物后，只得吃阵亡和饿死者的尸体。史书云所食之人达三万众。
　　此时，朝廷也认识到睢阳的重要，任命有文武经略之才的张镐为河南节度使，“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为了尽快解救睢阳之围，张镐立即传檄江淮间各地刺使火速提兵北上。
　　张镐这道十万火急的命令，两唐书说是下给了濠州刺史闾丘晓。《资治通鉴》也提到此事，云“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按《资治通鉴》的说法，闾丘晓是“谯郡太守”。由于谯郡是亳州的治所，以此推断，闾丘晓当在亳州。
　　《资治通鉴考异》进而认为《新唐书》和《旧唐书》所云闾丘晓为濠州刺史有误，因为亳州和睢阳相邻，只有亳州的兵马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睢阳城下；而濠州则在亳州的南面，远水不解近渴。所以，张镐的调兵命令只能是下给亳州方面的。
　　此说实有可商之处。
　　据《新唐书》“张巡传”，安禄山刚反的时候，“谯郡太守杨万石降贼”；而且正是这个投敌的杨万石胁迫张巡北上雍丘，最后被张巡用计甩掉。对杨万石的投降，《资治通鉴》也有明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当时谯郡的太守为杨万石，且早已投降叛军，并非闾丘晓。
　　还有一个证据也能说明闾丘晓不在亳州。睢阳城被围后，张巡手下猛将南霁云（南八）曾突出重围外出搬兵求救，他先后到过徐州（今江苏徐州）和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当地官员告急——若是亳州有兵马，南霁云为什么舍近求远呢？
　　从以上两个史实可以看出，亳州刺史并非闾丘晓，而且他也不在亳州。
　　但是，《资治通鉴》为何又说闾丘晓为谯郡太守呢？一个潜在的可能是，杨万石投降叛军后，“谯郡太守”一职有极可能为濠州刺史“遥领”，毕竟这是两个相邻的州，所以这才出现了闾丘晓既是濠州刺史、又为谯郡太守的记载。
　　至于《资治通鉴考异》说濠州离睢阳太远而无法解燃眉之急，也值得商榷。据《资治通鉴》记载，张镐的檄文，除给闾丘晓外，还同时下给了“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使，显然，浙东、浙西距离睢阳，比濠州要远得多。由此可见，认为濠州离睢阳较远而指“濠”为“亳”，是不成立的。其实，就当时情形看，由于谯郡太守杨万石已投降，张镐所能就近调动的兵马，也只有濠州刺史闾丘晓的力量。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若不是闾丘晓故意延宕，睢阳之围完全可以得解——援兵达到时，睢阳城破仅三天。
　　正因为如此，在张巡、南霁云等睢阳守将死难后，张镐对闾丘晓的见死不救、姗姗来迟表示出最大的愤怒：他直接杖杀了闾丘晓！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唐时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杖刑。张镐杖杀闾丘晓，时开军政大员直接诛杀地方官吏的先河。
　　闾丘晓为人傲慢刚愎，他之所以迟迟不救睢阳，可能是意图自保，也可能是对张镐不大瞧得起。因为张镐起自布衣，史书上说他从布衣到宰相，仅用了三年时间。
　　在行刑的时候，闾丘晓露出一幅可怜相，乞求张镐放他一条生路，理由是家中还有高堂老母需要赡养。张镐冷冷地看着他，缓缓说道：“那王昌龄的老母又由谁来养呢？”
　　闻听此言，闾丘晓默然伏法。
　　通过对睢阳城的被围以及张镐杖杀闾丘晓一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杀害诗人王昌龄的凶手闾丘晓为濠州刺史，因而王昌龄可以确认是遇难在濠州，认为他死于亳州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从张镐拒绝赦免闾丘晓也可看出，王昌龄的遇害，早已传到张镐耳中。此事似也引起天下人的共愤，否则，张镐不会以此来驳斥闾丘晓求生的哀告。
　　至于闾丘晓为什么要杀王昌龄，二人之间究竟有什么过节，史无记载，留下一段悬念。
　　那么王昌龄又怎么会来到濠州呢？
　　原来，安史之乱爆发后，被贬为“龙标尉”的王昌龄，觉得天下大乱，逃难中的朝廷似乎没有力量再来顾及他们这些贬官罪臣，几经考虑，他决定出走，于是私自离开了贬所。
　　王昌龄的大胆决定，今天看来，很有些卤莽。其一，当时流亡朝廷尚在，依然为天下所共尊；擅自离开贬所，为法度不容；其二，兵荒马乱之际，越偏僻的地方，往往越是最安全之所在，若从避难的角度考虑，最佳的选择就是留在龙标。
　　从王昌龄之所以甘冒风险离开龙标来看，其间肯定存在某种更大的诱惑，促使他不计后果。那么这个诱惑究竟是什么呢？由于并无史料记载，我们今天也只能通过对当时历史事件的分析，来大胆揣测了。
　　唐肃宗李亨在灵武自作主张即位后，不服气的永王李璘也在荆州蠢蠢欲动。至德元年（756年）冬季，王昌龄的好友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随即永王大军挥师东下，图谋取东南而自重。
　　王昌龄在此时离开贬所东下，是否和永王之事有关呢？恐怕脱不了这个嫌疑。按说，即使他想离开龙标，他的最佳选择也应该是北上到四川，进而再前往灵武投靠朝廷，此为忠义之举，杜甫就是因为逃离长安而一路辛苦赶到灵武受到嘉奖。但王昌龄并没有这么做，从他最后流落到淮河流域来看，他的出行路线显然是从水路进入洞庭湖，然后沿江东下，最后北上来到濠州。至少在路线、时间上看，他是和意图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永王大军同行的，何况永王正在招募四方之士，像他这样被朝廷贬谪的官员，正是永王着意笼络的对象。再说，永王幕府里还有李白，当年王昌龄初到龙标，李白就写诗云“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以李白对王昌龄的感情，说王昌龄离开龙标正是因他写信招募，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如果王昌龄真的跟着李白走了，那么唐代诗歌史上最有趣的一幕将在随后发生：他们的好友高适，正在和另外两个地方实力派人物结盟，发誓要剿灭永王一伙。此前，高适已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管辖西起湖北东到大海、包括濠州在内的广大地方。
　　不管王昌龄在不在永王军中，至少李白和高适成了敌对双方。高适与李白、王昌龄都有不浅的交情，尤其是和王昌龄，不仅同被称为“边塞诗人”，更留下了“旗亭画璧”的佳话。
　　如果王昌龄没有随李白投靠永王，那么他完全可以投靠高适，这依旧是选择站在朝廷一方，至少对抵消自己擅离贬所的罪过是有帮助的。但种种迹象表明，王昌龄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当时高适在湖北安陆，而王昌龄则是一路东下，来到了濠州。
　　永王的美梦很短暂，只有二、三个月的时间。至德二年（757年）正月，他被彻底击败，本人也在逃亡途中被杀。李白得到流放夜郎的惩罚，不过两年后遇赦。王昌龄则在此年来到濠州，随即被刺史闾丘晓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