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思潮影响的闻一多对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他回国后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
　　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每次学潮，时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都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由此被学生指责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七人联名发表宣言，谴责张学良。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成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蒋介石在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这对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闻一多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闻一多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此后，闻一多阅读了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1944年夏，他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