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严文井是1969年9月下放到咸宁干校的。他全家七口人,夫人姓李（已病逝），下放在华北局的干校，两个女儿也分住不同的干校。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分别在内蒙古大青山和延安插队，小儿子在西北的沙漠边上当兵。一家人兵分七路，他那时有点远见，情愿白出房租，也没退掉北京的房子。很多人怕吃亏，赶快把房子全部退了，结果后来回北京没地方住。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日后会面总得有个集中的地方。
　　到了向阳湖，严文井被编在五连，都是中国作协的人。初期纪律很严，各连队之间不许来往，否则便有反革命串联的嫌疑。还有可恼的事，那里的蚊子特多，光叮人脚后跟，比北京的蚊子厉害十倍，晚上乘凉得穿上长靴。至于劳动的艰苦更不必说，早春冰雪未化，“五七”战士们种双季育秧，上身穿棉袄，下半截泡在水田里，冻得够呛也要坚持，以表示革命意志。其实，他们多半（包括极左派）都是想回北京的，要说谁心甘情愿安身落户咸宁，是不真实的。有的人是绝望了，严文井属其中之一。在那种高压的气候下，还得认命。他真想不到什么时候还能回北京，没抱什么幻想。他参加革命时间早，经验丰富，处世艺术高超，自我保护能力强。每逢极左派准备批评他，他就会马上“痛斥”自己：“我是老反革命，罪行累累。”使得“假革命”拿他没办法。有个20来岁、才提拔不久的军宣队副排级干部，爱给五连的人训话，说话常常语无伦次。例如，骂那些被挖出来的“五一六”分子，说他们是“被小爬虫扒了几扒的”。有一次还大发雷霆，在会上训斥严文井。严文井也只是听着，默不作声。他曾任鲁艺教员、聆听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本应该得到尊重。这个无知的青年人，觉得自己是严文井的“顶头上司”，骂骂又何妨？
　　由于是湖北人，严文井适应鄂南环境的能力较强，不久便成了连里的壮劳力。他经常驾辕拉车、运粮拖煤，在鄂南的丘陵地带往来不息地奔忙。遇有上坡时，他在前面使劲猛拉，副手在车后全力上推；下坡时，他则稳当地把握方向，应付自如地压紧平板车奔驰而下。每回出车回来，他都是筋疲力尽。
　　一年后，严文井在干校被宣布“解放”，先让他当二班副班长，不久升为一排排长，整党时重新改选支部，参加支委并当了副指导员。指导员是李季，先行一步调回北京，严文井责无旁贷地变成“一把手”，名列连长之上。由此可见，他的仕途通达，可谓“连升三级”。当年，这种“升官”还是令人羡慕的。可是，谁都知道，严文井1955年就是《人民文学》主编，以后又担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兼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在向阳湖不知降了多少级！
　　平时，严文井的人缘特好，对过去的老部下尤其关爱。如阎纲在干校被打成“反革命”，一次受拷打后又饥又饿，严文井却暗地里送去桃酥和狗骨头。一旦权在手，他还热心为年轻人落实政策，如吴泰昌一度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问题还没解决，严文井就批准小吴和连里的人一起上庐山度假，使晚辈感受到莫大的理解与信任。
　　在向阳湖，严文井还上台“讲用”过，比如他对“五七”战友们谈体会，说毛主席批评有的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那确实存在，到了干校才想到了“延安精神”。这番话并不是装门面、讲假话，确实是有切身感触才说出来的。有人说，严文井如果没有干校那段生活，他和青年作家们永远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年轻人见了他只能是毕恭毕敬的。在咸宁，大家随遇而安，平等相处，增进了相互了解，可以说，人生的那一段奠定了友谊的基础。这话有一定道理。因此，晚年的严老在一次调侃自己干校“升官记”时曾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向阳湖。我是武汉人，老家甚至会淡忘，咸宁却今生难忘！”又补充一句，“那段岁月，但愿不会重复！”

　　　　　　　　　　　　　　　　
　　　　　　　　　　　　　　　　　　　　　　　　　严文井笑谈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