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以大众特别是少年儿童热爱的文学样式——童话，给人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感人、启人心智而优美的童话故事，哺育了几代人的“童话爷爷”严文井先生2005年7月20日病逝于北京。
　　享年90岁。按说，一个活到90岁高龄的老人，因病而去，这本是正常现象，自然规律。然而严文井的逝世，却令人悲痛、惋惜和格外遗憾。为什么？因为，他还有满腹的文章要写呀，还有许多许多鲜为人知的美丽的童话没有讲完哪。
　　生长于扬子江畔武昌的严文井，高中时期就开始写作，并在报纸副刊发表散文。后来，1935年他到了北平，任职于北海旁的北平图书馆。在这个图书堆积如山的知识的海洋里，他虽是一名普通的职员，但却拥有了读书的便利条件。眼见着如林的图书架上那么多自己见都不曾见到过的中外古今各类图书，他如饥似渴地利用工作的方便及业余时间，啃读着一本又一本书，汲取无尽的营养。这期间，他又在北平的报纸上崭露头角—发表散文，而且正式起用严文井（原名严文锦）为笔名。这个严文井，这个以诗意的笔触写作的散文，立即被主编刊物的作家章靳以发现。为了扶持新人，靳以为严文井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山寺暮》。
　　抗日烽火连天。在北平，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严文井感受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无力站起来，前途黯淡。这时，严文井向往延安，并毅然奔向延安。他坦陈自己当时的心情：“22岁以前，我是生活在一个小池塘里的一条鱼，或者甚至只是一只小虾。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即将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呆在一片死水里，虽然也有些不安……以虚幻为充实。只是后来那种即将为异国人奴隶的压力压到我头顶上来的时候，我才被迫做出改变。我跳出了小圈子，去了延安。”
　　去延安，是他的觉醒，是他的志愿，也是他追求理想、发挥热力的地方。延安使热血沸腾
　　的青年严文井感到这是一片新的天地。延安的宝塔山，延安的延河水，延安的人们，一切一切都使他感觉新鲜，感觉亲切。他感慨“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很快，严文井熔入了这个来自不同省份，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接受革命的洗礼。他在这里锻炼成长。此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我第一次从过去迷茫的雾中获得了方向感。”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说：延安，“从清晨到黄昏，青年们的歌声响彻了山谷与河川”。延安，充满了自由、朝气和活力，从而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于是，他的第一部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1941年问世于延安。
　　从那时开始起他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陆续为孩子们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童话作品《大雁和鸭子》、《皇帝说的话》、《希望和奴隶们》以及《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小溪流的歌》等等。
　　严文井的童话创作开端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什么他选择了童话的样式？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露自己当时的心境说，那是因为“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所以，熟悉他创作的人们一定会记得，在他的童话和寓言里出现的那些小松鼠、小面人、小老鼠、小溪流、石头、向日葵、蜜蜂和浮云以及孩子们南南、丁丁、唐小西等等，都是诚实、善良、勤劳、勇敢的象征，美好而积极向上的精神。而这些品德和精神的体现，又是作者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和柔和的语调娓娓讲述给读者的。
　　我记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段岁月里，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而强有力的创伤队伍。那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金近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常常聚会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的会议室，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这中间，严文井特别强调提出：只要我们心中有孩子，眼里有孩子，就会有未来。因此，他除了自己勤奋为孩子写作外，还在他先后担任的《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的位置上注意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作为总编，他审稿时总是看作品不看人，常常是看到一篇好稿子，然后再去打听作者。而不是因为稿子的作者有名无名以此取舍。他还在忙碌的工作中，给许多青年作家以作序或通信的方式给予亲切指导和热情帮助。这其中，有些已是今日文坛活跃的实力派作家。
　　说到爱心，那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我只想说一说“文革”中严文井如何保护和爱护我们一批被打成“反革命”的年轻人。在那个疾风暴雨的荒唐岁月中，先是像严文井、郭小川、李季这样的老作家、老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接下来，又是一批中青年干部被隔离审查。当时，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和阎纲、吴泰昌、杨匡满、汪莹等一批年轻人在毫无觉察、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也被揪出，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真是天大的冤枉！
　　就在我们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严文井、李季、郭小川几位老干部宣布“解放”，并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他们担任了连队（各单位都编为连建制）的连长和指导员。当时，我们干校文化系统的下放干部有五六千人呢。其中要是哪位干部一旦宣布“解放”，便有资格回北京探亲。被隔离审查的人，不但没有探亲的资格，连通信自由也被剥夺。所以我们这些人已有很久没给家里写信了，家里人肯定疑惑和不安。这时，严文井得到批准回京探亲。他何时走我并不知道。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在北京探亲期间竟去了我的家里，安慰我爱人刘琳说：“我们干校很忙，所以周明好久没有顾上写信回来，托我来看看家里。”刘琳疑惑地说他：“周明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严文井说：“他没有事，周明是个好人，你放心……”
　　这些情况是很久后我“解放”了，回家探亲时才知道的。当时文井先生回连队后并没有告诉我。反而是在一天黑夜里，他和郭小川在吃完晚饭后，约我到连队食堂旁一个作为仓库的大棚子里谈话。我以为会像“专案组”一样又要逼迫我、训斥我。那时他们已经是连队领导，我有冤，我当然要谈。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谈话不是训斥，而是讯问我是怎么被打成“反革命”的详细过程。我又感动又委屈地向他们哭诉了“专案组”逼供信的恶劣行径！他们安慰我说：“明白了。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一定要解决。真相会大白。”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行为！他们也刚“解放”呀，闹不好，会被人家扣上“右倾”、“立场不稳”、“同情反革命”的大帽子。
　　直到2002年4月，我的家乡陕西电视台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计划在北京采访参加过“讲话”座谈会的老同志，其中就有严文井先生。我电话同先生约好时间后，于4月初的一天，带着陕西台的朋友到了严家。那天文井先生精神很好，气色也不错。提起延安来，他兴致勃勃，谈锋甚健。他先向家乡人描述了我们在“五七”干校的往事，以及我上面叙写的那段感人故事。然后谈起延安座谈会讲话，他更是兴致很高。他说毛主席在发表“讲话”前，曾先后约了好多位作家，艺术家谈话和征询意见。找他时，谈话是在枣园毛主席的窑洞里。两人谈得坦率而亲切，不知不觉到吃饭时间了，毛主席留他共进午餐。能和领袖在一起谈话和吃饭，他感到幸运。但毕竟有些拘束。主席见状，把在他一边的红烧肉缓缓推到严文井的面前，直说：不要紧张，吃，吃。这是严文井在延安艰苦岁月中难忘的一幕。所以尽管时光已逝去半个世纪，回忆难忘的往事，仍然令文井老人兴奋、激动。那一年，参加过延安“讲话”的老同志已屈指可数，据说只有八九个人了。如今，严文井的离去和几年前先后去世的何其芳、陈荒煤、王朝闻，这些当年曾在延安“鲁艺”任教的青年教师，也就所剩无几了。多么令人哀痛、悲伤！
　　为了表达我深深地悼念之情，严文井先生辞世后，我去先生府上的灵堂，恭敬地向先生的遗像三鞠躬，请先生安息。我见先生遗像旁一对挽联上写着：风风雨雨稳站船头，坎坎坷坷走到彼岸。一边是夫人康志强的评说，十分准确，概括得也很好。先生一生，正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一生，更是灿烂辉煌的一生。（深圳晚报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