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州时，郑燮住在城北竹林寺，城内许多青年常到竹林寺拜郑燮为师学书学画。一次，郑燮在竹西亭与黄慎、沈凡民等书画家各携百钱作“永日欢”，郑燮作《九畹兰花图》以纪其盛。郑燮名声虽高，但生活却很窘迫。一些人请他作画只是说些恭维话，或只送些礼品食物，而郑燮又羞于启齿，以致无济于养家糊口。后来，郑燮采纳拙公和尚建议，出了一张“润格”广告：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又附诗一首：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从此，郑燮卖画所得并不全用于养家，他特地做了一人袋子，装些银两果食之类，遇有穷苦人或旧相识，便随时取出相赠。在兴化，除浮沤馆、拥绿园外，郑燮还常与地方文士聚会于拱台之南的柳园、枣园这些明代名宦的私家园林，吟诗作画，酬唱赠答，留下众多优秀作品。
　　乾隆三十年（1766年）十二月，这位本应大有作为的父母官，终于走完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病逝于兴化城内升仙荡湖畔拥绿园中，享年七十三岁。他政治上虽未能大有作为，但转世的大量诗词书画作品及从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人格，却为他增添了许多耀眼的光彩。

　　　　　　　　　　　　　　　　　　　　　　熔铸八艺，卓然大家

　　扬州大学江树峰教授曾评价郑板桥为“诗画通人”，实际是说郑板桥的成就贯通文学与艺术两大门类。他兼擅诗、词、曲、文、书、画、联、印，饮誉清代文坛艺苑，是“扬州八怪”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又分别列为“楚阳三高”、“雍嘉七子”、“潍县三贤”之一，并被奉为“板桥派”之宗师。
　　郑燮现存文学作品有诗1000余诈、词近百首、曲10余首、对联100余副、书信100余封，还有序跋、判词、碑记、横额数百件。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家。他的诗清新流畅，直抒胸臆，自由洒脱，很少用典，描写人民生活的痛苦和贪官酷吏的丑恶，兼具少陵、放翁风格。如《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就是潍县灾后情况的真实写照，《悍吏》和《私刑恶》揭露了酷吏的凶残暴虐，而著名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则表达了郑板桥同百姓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他的词或婉约，或豪放，颇“近陈（维崧）词派”。婉约之词如《贺新郎·徐青藤草书一卷》等。慷慨苍凉，大开大合，“醉后高歌，狂来痛哭”。散曲主要是《道情》10首，用黄冠体写成，借出世外衣揭露世道之险恶，广泛传播，被誉为清代道情体的最高成就。对联质朴自然，意境高远，既富有哲理，又多生活情趣，成为清代联学一大家。《家书》兼叙述家常琐事、议论经邦治国之道、评论文学创作派、交流诗词书画心得，直抒胸臆，每多独见，在清代散文史上有一定地位。
　　郑燮现存绘画作品1000余幅，是中国古代画家中存世作品最多的一位。
　　郑燮既不画人物、山水，出不画一般花鸟，而是以兰、竹、石为主，兼及松、菊、梅。他画的竹清瘦挺拔、墨色淋漓、干湿并兼；兰秀劲坚实、萧散逸宕、妙趣横生；石雄奇秀逸、丑怪苍润、百状千态。这些都构成了郑燮秀劲挺拔、生动活泼的总体画风。
　　郑燮自幼日光月影、纸窗粉壁中学画兰竹，自称“无所师承”。初到扬州卖画时，扩大了眼界，意识到自己过去只是做到形似，远不能同石涛的神似相比。雍正年间游庐山后更认识到八大山人简笔写意画的高妙所在。郑燮从师法自然开始，又继承和发扬了石涛、八大山敢于创新、不拘成法的优良传统，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扩大了文人画的表现手法。
　　郑燮根据自己的绘画实践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绘画理论。例如，他提出了“胸无成竹”说、“学三抛七”说、“不立一格”说、“先大后小”说，等等。这些是对从顾恺之到石涛的绘画理论的重要发展，至今仍对绘画创作者有着启发、指导意义。
　　郑燮的书法别具一格，他将自己的书体分为“六分半书”，人们则称之为“板桥体”。这种书体在笔法上以八分为主，糅合楷、行、草、篆及画兰竹之法，方笔、圆笔、渴笔、蹲笔变化自如，中锋、侧锋、衄锋恰到好处。在字的结体上，着力于横向，多呈扁形，由重心辐射于四方，显得潇洒新颖，览之无尽。在布局上，具有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的整体感。一幅当中，虽然大、小、方、圆及各种不规则形状千变万化，但安排得错落有致，乱中有序，违而不犯，气垫连贯，通篇浑然一体。
　　人们历年对板桥书体评价很高。与他同时代的金农说：“兴化郑进士板桥风流雅谑，极有书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笔，兼众妙之长。”近人邓拓说：“它不止流行于当时，二百年来都一直很流行，历久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康、杨虽看不惯板桥体的“怪”，但毕竟看到了他对传统书法的革新，诚如郑燮自己所说：“蹊径一新，卓然名家。”同画论一样，郑燮书论亦不乏灼见。从蔡邕、锺繇、王羲之到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郑燮都作过评论。清代前期的书坛重帖学而轻碑学，统治者提倡乌、光、方的馆阁体，束缚了书家的艺术个性。郑燮溯源开流，博采众美，推重汉碑，大胆革新，使书坛出现新的生机。
　　郑燮在文学艺术上领域里的建树，不仅表现在诗文、书法、绘画的创作及理论上，还表现在他对这三者的结合上。这种结合又表现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微观方面，郑燮以书入画，以画入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将“书之关纽透入于画”，用焦笔挥毫，使兰枝、竹叶酷似草书中的竖长撇法，精湛的书法用笔与画兰、竹的技巧融为一体。又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从自然界千姿百态的形象中悟出书法意象，竖横撇点常似竹枝、兰叶，使书法作品亦具有画作美感。诚如清人蒋士铨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资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郑燮诗中充满画意，如《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之一：“百六十里荷花田，几千万家鱼鸭边。舟子搦篙撑不得，红粉照人娇可怜。”寥寥数笔，刻画出一幅色彩明丽、动静交织、生机勃勃的水乡风光图。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莲花，白色的鱼鳞，褐色的水鸭，色彩配备得如此巧妙，不能令人叹为观止！他的画中也有诗。我们观赏郑燮笔下顶天立地的柱石、傲然迎风的兰竹，仿佛听到一曲《正气歌》。
　　宏观方面，郑燮常将诗、书、画加上印章统一在一幅纸上。如他70岁时画了一幅《竹石图》，一块巨石顶天立地，数竿瘦竹几乎撑破画面。右上角空白处题诗一首：“七十老人画竹石，石更凌嶒竹更直。乃知此老笔非凡，挺挺千寻之壁立。乾隆癸未，板桥郑燮。”下揿两方名号印。画幅右下方空白处又押上“歌吹古扬州”闲章一方。这位老人颠沛了一辈子，不向各种恶势力低头，仍如磐石般坚强，如清竹般劲挺，如兰花般高洁。诗题得整整斜斜，大大小小，或在峰峦之上，代之以皴法；或在竹竿之间，使画连成一片；或在兰花丛中，衬托出花更繁，叶更茂。画上题诗，宋元即首，并非郑燮始创，但如郑燮之妙，实不多见，妙就妙在各类艺术高度统一。如果这诗不是题在兰竹石图上，而是题在山水、仕女图上，就必须很不相称。如果不用“六分半书”，而用颜、柳之体或金农“漆书”，虽画再好，字再佳，亦必很不协调。在郑燮笔下，诗情、画意、书法、印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郑燮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核心是一个“怪”字。所谓怪，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对传统的反叛，用郑板桥写给韩镐的一副对联来表述就是“领异标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文学艺术上的怪，又通在政治思想上的怪；政治思想上的怪，则表现在对封建正统的抗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郑燮早年游北京就喜欢放言高论，品评人物，被人称为“狂”。他认为臧获、婢妾、舆台、皂隶等底层人民也都是黄帝尧舜的子孙，应与富贵人家一律平等。他大声疾呼：“王候将相岂有种乎！”被统治者奉为政治思想正宗的程朱理学，郑燮认为“只合闲时用着，忙是用不着”。在山东为官时，公开揭露官场黑暗，灾荒之年开仓放赈，终因与当道不合，以莫须有的罪名罢了官。他晚年画了一块苍石，题诗道：“老骨苍寒起厚坤，巍然直似泰山尊。千秋纵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门。”充分表现了他同封建正统观念斗争到底、绝不动摇的气概。
　　郑燮的民本思想同前人比起来，又进了一步。他说：“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又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末也。”此论未免过于贬低知识分子，但如此看重农民、工人、商人的社会作用，却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郑燮反抗传统，极力主张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发展。他曾借笼中养鸟、发系蜻蜓、线缚螃蟹等事大发议论，批评“屈物之性以适吾性”的做法，提出“万物之性人为贵”。他的泼墨写意兰竹石画都把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情绪作为主题。书法本来更是很难变化创新的，但到郑燮手中，六书也几乎冲垮。诗文更是直抒胸臆，提出“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在这里，已迸发出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火花。郑燮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同时，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