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一八九八—一九五八）著名文学史家，文物考古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及文学研究所所长。

　　郑振铎，原名木官，字警民。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宣传“五四”新文化思想。一九二一年到上海，先后主编《时事新报》的《学灯》和《文学旬刊》，一九二三年起主编《小说月报》。一九二五年，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合编《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一九三一年九月后，到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并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一九三四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创办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危险艰难的条件下，与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列宁文选》。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并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所长。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王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而牺牲。

　　郑振铎的学术活动贯穿于他一生的工作中，涉及到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其突出贡献主要是在新文学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中国文学史的建树、中国文物考古学的开拓三个方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郑振铎坚持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方向。他在《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文学的定义》、《文学与革命》等文章中，把文学比作“人生的镜子”，主张文学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为此，他十分强调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创作与研究过程中，郑振铎有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他认为，第一，文学应当“为人生”；第二，我们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它们将成为中国文坛的趋向；第三，作品中不仅单纯需要“血”与“泪”，而是必须顾到“文学”

　　二字，必须有审美指向；第四，作者真切而深挚的“血”和“泪”的经验与感觉，是审美指向成功的关键；第五，作品中要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以此来指导如何载取社会生活断片，使作品显示它的意义；这种最高理想，又不是硬嵌进去的，而是“融化”进去的，使之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成为作品的灵魂。这就避免了标语口号式的文学。

　　郑振铎的学术活动中，对古典文学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的关注的时间最长，成果也最为丰饶。早在“五四”新文学发韧之初，他就对整理古代文学遗产，发掘其中民主性精华有较清醒的认识，没有绝对化地一味要打倒、要抛弃。他在主编《小说月报》伊始，就在该刊组织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并且自己撰文明确表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把整理国故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九三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的一部代表作，标志着中国“俗文学”学科的正式建立。他把“大众的”视为俗文学的第一大特征，认为“俗文学是发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同时，郑振铎还对俗文学本体进行研究，指出俗文学由集体创作，在民间流传，广大民众既是俗文学的作者，又是它的传播者和享受者。

　　郑振铎对中国美术史，特别是美术考古和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物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开拓性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全国的文物管理和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兼管考古研究所工作，是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郑振铎对中国古代版画资料的收集与研究，花费了许多精力，他率先垦植了中国美术史上这片被人忽视的处女地。抗战胜利以后，郑振铎就着手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零年，这部二十四辑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出齐，共计六百十八版，收录各类图片三千零三幅，从上古、殷商、春秋战国，一直至清代，选录了大量精致的睛，特别是刊载了许多历史发掘中尚未正式发表的考古照片，相当充分地体现了那个时期的考古成果，实在是难能可贵。郑振铎还为部分图谱撰写了说明，既有各辑所涉历史情况的总体说明，又有每个图版和每幅图片的具体介绍。这部“图谱”，不仅为人民大众学习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方便，对于搜集资料不易的史学工作者也大有裨益。

　　在郑振铎的生命路程和学术研究生涯中，他强调学术创新，认为创新是学术前进和发展的动力。一九五六年郑振铎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组组长的名义，与尹达、夏鼐等一道，主持制订了《考古学研究工作二十年远景规划》，这个规划的基本设想是，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创新方面。

　　这就是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以便取得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然后利用这些新取得的资料，结合过去积累的成果，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使考古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郑振铎就是这样，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完成了史学、文学、文物考古等方面一系列彪柄史册的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