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公振铎，烟瘾很大，人家吸烟的人带了烟盒子，至多装上20支，他那大衣口袋里，可是鼓鼓囊囊的装有50支装的铁罐头。他一边谈话，一边一支接连一支吸烟，20支装是不够吸的。他口齿蜡黄，手指头夹烟的地方焦巴巴的。一支接一支地吸，几乎用不着火柴。可是，在上海孤岛时期，国民党在上海租界洋商登记的《正言报》上，公然发表了重庆召开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消息，用大字副标题公布上海方面的当选理事是郑振铎与楼适夷，明明是向日本人告密。楼的住处一向秘密，但郑先生的家人人都知道在静安寺的庙弄。于是他呆不住了，神不知鬼不觉地躺在法租界一位朋友家里去了。

　　他在秘密窝里就是千方百计联系玻璃厂的古书店，抢救那些被敌人弄到国外去的古老旧版本与文物。有时在四马路偶然碰见，便和开明书店的老友上小酒馆喝绍兴酒。酒量照常，可烟却一支也不吸了！“怎么回事？”“不抽了！”“为什么？”“不为什么！”可夏丐翁却知道：“他把三炮台丢了，可以多收几部旧书嘛！”这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郑振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收旧书、淘古董，已用不到他自己花钱了。可他还是不再吸烟。在参加外事活动中，交际上有的是好烟，三五牌、茄力克，全是英国的上等烟，他不吸。可是他却常常在口袋里掏出随身带的金色打火机。有人问他：“你不抽烟，带个打火机干什么？”他回答说：“玩玩呗，孩子要玩具，大人也有大人的玩具嘛。这不是，还可以替别人点点火！”原来，虽然他忌了10年烟，可还是旧情难忘呢，藕断丝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