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郑振铎“最后一课”
郑振铎我今年虽已85岁,但作为暨南大学文学院的一名老校友,只要一提起64年前,往事便赫然在目。那时,被称为当时华侨最高学府的国立暨南大学,本来并不在上海康脑脱路上(今康定路上海第九制药厂所在地)。它的校舍原在上海真如,占地约200亩,建筑巍峨,林荫夹道。学校设有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谁料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攻占上海。凶恶的侵略军,大炮狂轰,飞机滥炸,顷刻间,把祥和、宁静、秀丽的校园夷为一片废墟,只剩下断壁残垣。为了继续坚持办学,学校被迫迁入租界,几经周折,才在公共租界的康脑脱路找到一块局促的立足之地。
我的导师、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当时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史教授。同时他又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领导人之一。郑先生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与校内外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一起,冒着被敌人绑架、暗杀的危险,开展着可歌可泣的救亡活动。
那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偷袭美国珍珠港的同一天早上,占领了上海的租界。被称为“孤岛”的平安之地,从此沦陷敌手。暨南大学何去何从?是屈从敌伪继续办学,还是挺直脊梁关闭学校?暨大师生面临抉择。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12月8日是块试金石。”
这天清晨,天色还没有大亮。郑先生说,他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接二连三来了几个电话,事情已经清楚了:日本兵开始从虹口等地开进租界。于是,他匆匆赶到康脑脱路,校长等办学人员都已到校。大家立即开会,会议简短而悲壮,作出决定: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口,立即停课,关闭学校。
会后,全校依旧摇铃上课。郑先生走进教室向同学们宣布了学校的决定,然后照常讲课。大家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不愿荒废一分一秒的时间。同学们默默无声,个个坐得挺直,脸上都显现出刚毅的神色,照常地记着笔记。郑振铎先生的这一课讲得格外清朗、亲切,声音沉着而坚毅。这最后一课,就像殉难者的最后晚餐,师生们就像冲锋前上了刺刀的士兵。郑先生希望讲得愈多愈好,同学们也希望记得愈多愈好。大家觉得这小小的课堂十分可爱,似乎黑板格外地光亮,粉笔分外地白而柔软。同学们抚摸着课椅的扶手,十分难舍难分的样子。
终于,远处传来了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这是一个楼下临街的教室,站在讲台上就可以望见康脑脱路的街心。几分钟后,郑先生一眼便看见几辆载着日本兵的军车来了,当头飘着一面日本旗,一个血红色的大圆点分外刺眼。记得这时是上午10时30分,郑先生立即沉着地合上书本,挺直身子,以坚决的口气宣布:“现在下课!”同学们一齐起立,默不作声,只有我们几个女生情不自禁地在啜泣。
就这样,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有着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它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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