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人，郑振铎是一位对人与社会、历史与今天富有血性思考的现代作家。他倡导人道主义，提出文学是反映“血与泪”人生的文学，是“力”和“争斗”的文学。他以极大的热情接纳西方文化，建立了以近代科学态度和进化论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同时，他也是新文学界中较早提出“整理中国文学”的富有远见的少数学者之一。因而，这种多重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势必为郑振铎带来深刻的文化审察力，为他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思维视角和美学特质。

　　郑振铎有开阔的知识视野和闳放的学术精神，这决定了他属于一位学者型的作家。早在30年代，郁达夫在评述他的散文时就说：“郑振铎本来是一个最好的杂志编辑者，转入考古，就成了中国古文学鉴定剔别的人。按理而论，学者是不该写文章的，但他的散文，却也富有着细腻的风光。”并且很有见地地预言道：“大约此后，他在这一方面总还有惊人的长进，因为他的素养，他的经验，都已经积到了百分之百的缘故。”郑振铎在郁达夫评述他的散文时，就已出版了《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三本散文集。此后，他又有《西行书简》《民族文话》《蛰居散记》《劫中得书记》《西谛书话》等书问世。这些文章充分体现郑振铎的学识、情趣和智慧，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蕴和鲜明的现代品格。

　　在郑振铎的文化反省中，有一种特别引人注意的现象，那就是郑振铎对于“乱世”里的仁人志士、文化学子的思想动向、价值判断、生活方式等的关注和思考。春秋时代，宋末，明末，和当下的抗日救亡时代，无疑是他格外关注的文化焦点。

　　郑振铎在《民族文话》《蛰居散记》里所表现出来的传统信仰和价值的重新思索与估价，实际上是以救亡图存为旨归的文化反省。郑振铎在《民族文话·自序》中说道：“在这个伟大时代，把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们的抗战故事，特别是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里的，以浅易之辞复述出来，当不会是没有作用的。”他创作《蛰居散记》也是有感于这一时代的朋友“以热血写了不朽的可泣可歌的故事”。可以说，郑振铎是围绕着现实民族危亡问题而提出文化反省与抉择之途径。因此，郑振铎创作这些散文随笔，不仅强化当下知识阶层对民族生存现状和危机的深刻认识，而且也为知识界提供了一种更为开阔更为理性的态度和视野去审视传统文化的嫁接和改造。

　　（节选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