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６日至７月２１日，中、苏、美、英、法五国以及有关国家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先后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度支那停战问题。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任首席代表，率领中国代表团与会。
　　日内瓦会议于１９５４年五六月间转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５月７日，越军攻克奠边府，法军残部８０００多人全部投降，奠边府惨败，远征军精锐部队全军覆灭，犹如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投下一枚原子弹，政局一片混乱，主战的拉尼埃内阁迅速倒台。６月１７日，主张迅速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激进社会党人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被推选为新总理。他在要求议会授权组阁时，下了一个破天荒的赌注：一个月内和平解决延续近８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

　　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法国政局的变化，寻求打破日内瓦会议僵局的途径，推动印度支那和平进程。
　　尽管当时中法尚无外交关系，周总理不拘一格，不失时机地向法国代表团发出愿同法国总理会面的信息。周总理的这一建议为孟戴斯—弗朗斯所采纳，但由于中法间并无外交关系，中国总理自然不能去巴黎；法国总理也很难专程前往日内瓦会见中国总理。于是，就商定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安排：两国总理在同一天分别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拜会日内瓦会议东道国瑞士联邦政府领导人表示谢意，随后两位总理在法国驻瑞士大使馆会晤。

　　６月２３日，按预定计划，周总理在拜会瑞士联邦领导人后前往法国使馆，同孟戴斯—弗朗斯秘密会谈。会晤一开始，周总理开门见山表明中国的立场：中国代表团来日内瓦就是为了实现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再无其他条件。中国不怕威胁，我们是用和解的办法来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孟戴斯—弗朗斯表示理解中方的立场，并表示了谋求一个月内和平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的愿望。双方就先停战、后谈政治问题达成共识，要求军事代表尽快达成协议，以利于外交谈判。双方还就法越争执的焦点——如何划分越南交战双方部队集结区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法越都同意停战后将各自部队从犬牙交错的实际控制区集中到越南南北部，但对南北两大集结区的界线划在哪里，双方分歧甚大。越方主张以北纬１６度线为界，法方认为分界线应划在１８度线附近的安南门。不过，也表示可作适当调整。

　　７月３日至５日，周总理在广西柳州同胡志明主席、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等交换意见。经８次会谈，双方就谈判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达成共识。周总理强调，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就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们不利。胡志明、武元甲同意周总理的看法，即力争在划分集结区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从而把战争停下来。
　　７月１３日和１７日，周总理同孟戴斯—弗朗斯两度会晤，着重谈划分界线问题，对法方施加影响。周总理强调，让步就是双方的。目前法越双方如果再作些努力，相互让步，就能够达成协议。
　　７月２０日下午，法越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以１７度线以南、九号公路以北约２０公里的六滨河（又名贤良河）为两大集结区的分界线，扫除了日内瓦会议最后也是最大的障碍，实现印度支那停战。周总理从中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出色体现。
　　７月２０日，正是孟戴斯—弗朗斯许诺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最后限期。印度支那停战协定于２１日凌晨３时签字，虽误了几个小时，但孟戴斯—弗朗斯还是大功告成。
　　７月２１日，周总理宴请孟戴斯—弗朗斯。法国总理笑着问周总理：“停战协定没有按时签字，您看我是否应该辞职？”周总理答道：“主要事情都已办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孟戴斯—弗朗斯说：中国总理和法国总统的意见一致。他还风趣地说：“我向议会报告时，我就说，周恩来总理不要我辞职。”宴会始终洋溢着轻松而热烈的气氛。

　　周总理同孟戴斯—弗朗斯的别具一格的会晤，开中法关系正常化之先河。又经过１０年的周折，两国终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摘自《中华儿女》张锡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