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又因为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更甚，而“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为了斗争，他们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来未间断彼此的磷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此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他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正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们的感情逐渐成长了，终于定情。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要在广州结婚。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周恩来进了一张相片给陈赓，陈一看相片，乐了：“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以前她送我的。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
　　陈赓来到火车站，瞪圆了眼珠子。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可是，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准师娘”。

　　此时，周恩来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新娘于。陈赓日来一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
　　他一进门就嚷道：“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他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原来，邓颖超在火车站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丢了，还有理瞎嚷！”大家哄地围上去：“罚他！周主任，狠狠地罚他！”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给邓颖超磕头。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就这样，1925年的8月8日，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不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年代，因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但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相互夫怀，相互思念。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40°C。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神志昏迷．由聂荣臻等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作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同志告诉他消息确实，他听后十分高兴。
　　1947年3月，国民党把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强时等国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战场的周恩来，在戎马俊炮之中，于中秋之夜仍抽暇给邓颖超写了倩。这封信辗转托人送到邓颖超手中时，她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和秘书楚平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楚平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邓颖超愉快地间信后，诙谐地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递给楚平，楚平指着“今日中秋，对月怀人”等处说；“这不是情书吗？落款处还特地写明了是旧历中秋写的哩！”

　　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海棠，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原来医好的一片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恩来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作为回很亲人的礼物。这两地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更是他们情深似海的见证。
　　1960年，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的满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后的情况。有一天，他还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便到医院去看望。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她，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都随时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他就顺手拿本书垫，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便多了，从此以后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一块小三合板，以备随时可用。周恩来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特别是在他高龄，重病之后更是不免感到劳累，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床桌，曾出现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

　　1963年1月，周恩来曾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周恩来一边与瘦老交谈，一边抱起了瘦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此情景，老泪盈眶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在这一年半中，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有时还参加医疗组织会议，讨论治疗方案，在需要作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了。同半个多世纪同生共死的亲人诀别，邓颖超的心都碎了，她用周恩来生前对她的爱称，献上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花圈上写着“战友——小超哀献”。
　　早在50年代初，周恩来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曾倡导过殡葬改革，改土葬为火葬。后来，他便与邓颖超相约，死后连骨灰也不保留。那时他说，这一点我做得到，不知你能不能做到。邓颖超回答说，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周恩来诀别人世后，邓颖超申述了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1950年8月8日恩来与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