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9日，竺可桢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时就提出要设立中国文学系、史地系和一年级不分系等议案。最后一项议案虽然讨论最久，但还是成立以郑晓沧、胡刚复、苏步青等人为首的公共科目分配委员会，将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前些年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还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学林散叶》第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作为数学家，他能够说这样的话，显然与竺可桢当年的主张有关。
　　1936年9月，是竺可桢上任后的第一个新学年，也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17日晚上，他在哈佛大学同学会上发言说，哈佛大学的办学方针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主张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二是学校的课程应该更重视理论，而不是只注重实用。他强调，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基本一致，但是德国、意大利、苏联却与此大相径庭。（《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71页）
　　第二天，他在新建成的教学楼出席新生谈话会，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告诉大家：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他甚至说：“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371页）
　　抗日战争中，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师生经江西、广西最后到达遵义，途中他的夫人张侠魂因病去世，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始终以通才教育为主，把浙大办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大学。正因为如此，当时来访的李约瑟博士才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的剑桥”。
　　抗日战争胜利后，竺可桢注意到美国教育界在反思战争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通才教育的意义。他读了著名教育家纽曼《论大学教育范围与性质》后感受很深，立刻为《大公报》撰写《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再次提出通才教育等问题，希望纠正多年来形成的重理轻文、重技术轻理论以及在学生中弥漫的“谋生不谋道”的坏风气（《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640页）。不久，他好像从费正清夫人费慰梅那里得到哈佛大学关于通才教育的报告，其中讲到通才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民主国家的国民能够对选举和择业有清醒的认识，以及通才教育虽然“不能使人成为良医、大律师，但能使人与医师、律师接谈以后，知其良诱”（《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888页）。这就进一步加固了他坚持通才教育的信念。第二年10月，他参加中央研究院二届三次评议会时，听到陈立夫感叹科学研究的困境，认为这是“自食其果”，与他“当教育部长[时]，竭力提倡实科”（同上，第975页）有关。

　　尾声：奋斗十三年，黯然离去
　　前面说过，当初竺可桢上任时提出只干半年，没想到却整整干了十三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十三年包括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而这八年又是浙江大学历史上收获最大、成果最多的时候。浙大百年校庆时，苏步青回顾这段历史，曾经颇为感慨地说：当年“师生们住古庙破祠，吃红薯干，点桐油灯，百结鹑衣。但为爱国而教，为救国而学，弦歌不绝，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古人云：‘多难兴邦'。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数与诗的交融》第121-12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不但是对浙大师生的赞扬，也是对竺可桢校长的肯定。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浙江大学却因为内战和学潮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到了1949年4月底，竺可桢不得不独自一人悄悄出走，离开这所奋斗十三年的学校......
　　苏步青还回忆说：又过了几年，浙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一分为四”，使这所“名驰海内外”的学校“顿失光彩”，他自己和数学系也被“请出去了”（同上，第123-124页）。正因为如此，他说竺可桢“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校长”（同上，第203页），真是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