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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校长生涯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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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0月26日，竺可桢得知浙大学生于子三等四人被捕的消息，到处给有关当局及个人打电话：既有民政厅，又有警察局；既有省党部、保安司令家，又有省政府秘书长。他要求保安司令转告警察局：“四人如有重大嫌疑，应送法院，如无，则由余保释云云。”当天竺可桢赶到保安司令部、警察局各处交涉，要求保释未果。27日，他要求见被捕学生，当局以“恐泄漏秘密故不允”，他又郑重“要求早日引渡至法院，可用司法手续办理”。28日晚上十点半，竺可桢还打电话要求保安司令部将学生移交法院。29日上午，他打电话给保安司令部责怪他们“爽约”，尔后主持召开行政会议讨论营救方案，并劝说学生不要罢课。然而就在这天下午，于子三在狱中被害。竺可桢与医生李天助、学生代表二人立即赶到现场，拒绝在所谓于以玻璃自杀的验尸报告上签字证明，只在另一纸上写下“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竺可桢卅六年十月廿九日夜十二时”几个字。由于连日奔波，日夜操劳，还要处理日常校务，吃睡都不正常，体力不支，加上心情难受，他竟当场昏晕了过去。11月5日，竺可桢在南京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总之，学校的立场认为这是一法律事件，其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的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意愿的有无。”他的仗义执言震惊全国。教育部长朱家骅要他在报纸上“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更难得的是，他曾在这一关键时刻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
　　11月20日，浙江省高等法院判处浙大学生陈建新、黄世民、郦伯瑾三人有期徒刑七年。竺可桢嫌判决过重，认为是法院屈从党政压力，“此案政治性重于法律性也”，亲自到南京向有关方面诉说不公，并以法律途径向高等法院上诉。
　　每次被捕学生家长去狱中探视，竺可桢也都尽力写信介绍。1948年8、9月，浙大学生吴大信、李雅卿先后被捕，竺可桢虽无力挽回他们被判刑的结局，但他每次都为保释学生争取尽可能公正的法律审判做了最大的努力。由于竺可桢始终站在爱护学生的立场上，当年12月12日，教育部转来的情报指控说：“自8月22日由此间会同特刑庭拘捕吴大信后，竺校长之态度即形转变，甚至包容奸伪匪谍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问不闻，而对于特刑庭之传讯则加以拒绝。”在列举了六项事实后又指出：“无怪社会人士认浙大为共匪之租界。总上各情，浙大当局包容匪谍学生之非法活动，实责不容辞。”竺可桢在日记中抄录了这份情报，认为所有指控都是子虚乌有。
　　苏步青也回忆说：“例如有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叫陈业荣，生着肺病，国民党要捉他。竺校长让他在学校里修养，将他保护起来，结果没有捉他。1949年2月，浙大的四个学生和一个助教还被关着。那时竺校长说：‘只要训导长去保一保，就可放出。’这时由张其昀先生陪着我一同去，由我打了手印，把他们保释出来。”

　　五
　　除了坚持教授治校外，竺可桢也主张学生自治。1940年12月2日他对学生说：“全体同学本着服务的自治的精神，爱护自治会。须知自治会是全体同学的事，并非几个代表、几个干事的。应当在自治会里练习服务人类、大公无私、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竺可桢曾在著名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演说中对学生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他认为学生自治正是对他们各种品质、特别是牺牲为公的服从精神的自我训练。
　　但竺可桢对学生自治会的做法也不是一味认同、纵容。1945年12月5日，在遵义的浙大学生自治会要以全体浙大学生名义发表呼吁停战宣言，他认为用“全体”名称不妥，这样做必须通过代表大会。1947年11月2日，于子三被害几天后，浙大学生在群情激愤中举行自治会代表选举，他在日记中说：“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代表九十一人已选出，其中左派占十分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然而，当年11月27日，当教育部长朱家骅密电浙大解散学生自治会时，他在第二天召开的行政会议上只是决定劝学生复课，只字不提解散自治会一事。
　　对浙大“民主墙”——学生自治会办的生活壁报（后改名费巩壁报），他的态度也是如此。竺可桢不主张壁报办得政治气味过浓，但他认为只要学生真实姓名发表批评意见，认为这是言论自由，没有理由取消。遵义时期，他曾亲自书写“民主堡垒”四个大字贴在生活壁报上，允许学生可以用包括笔名在内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据1941年考入浙大的林昭回忆说，学生在壁报上时常要发牢骚，甚至冷嘲热讽近乎漫骂，而“竺校长对学生个人从不非难，但从爱护全校同学出发，不给当局有可乘之机，造成当地军警来校搜捕学生的借口，所以要求言论应有所节制，大学自应以学习为主，政治活动宜退出学校，庶几使主持校政者可以据理力争，不致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对于学术性的壁报或论文，则从各方面加以支持”。
　　从1945年1月9日起，不断有人向竺可桢反映学生在壁报上匿名攻击政府、个人，校方受到很大压力。5月14日他对学生说：“民主国家固有言论的自由，但言论应负责任，不可出以谩骂，更不应冒用他人的名义。今后生活壁报必须用真姓名如用笔名亦需以真姓名通知编者。”5月25日，教育部密函指控浙大的“自由堡垒”壁报、“今天”、“虹”、“生活”、“石榴花”等壁报“内容均极反动”。而竺可桢只是重申壁报发表文章要用真姓名。5月27日他说：“但无论如何，壁报上写真姓名是言论负责，此乃无可否认，决不能让步者也。”29日，他又对学生说：“以目前校中以言论自由而造成之危机，因外间均责难浙大包容反动分子，甚至有捕人之可能。特务所注目者为郑文炎、刘茂森等等。余不愿见有捕人之举，因此更不能不用审查制度，庶几言论自由校中可以酌定尺度，同时亦可以向外负责。”他对自治会代表讲：“目前学校因言论自由溢出范围已到危险时，故校中不能不将审查之权收回。”
　　即便到了1949年，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的《每日新闻》“全载共产党广播，为保安司令部所不满；且对外销售”，他也只是要求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每日新闻》只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并没有强行干预自治会的活动。
　　当学生自治与教授治校的精神发生冲突时，1948年6月12日，他对学生说：“目前之困难乃在有两种权力存在于学校，即自治会与校务会议。但校中最高权威只能以校务会议为依归，故学生壁报以及一切自治章则与校规及校务会议议案有所冲突即须修改。至于每个学生在校之自由，学校必须予以保护，如读书自由不能由自治会组织纠察以剥夺之，身体自由不能同学随意听信谣言、任意搜查。”
　　他曾对学生自治会代表说过：“自治会尽向余致敬、献旗，而从不听余之劝告，其矛盾极为显著。余素来以君子待人，故凡事均主张从宽办理，但如内部秩序不能维持，则外力自必侵入，我即不能为同人、同学作任何之保障。故校务会议之决议案必须执行，不得抗衡。自治会章则但保障骂人，迭次发生纠葛，故必须加以更正。”
　　另外，当年的浙大学子无不知道，他们的校长如何严格，若学生入学考试录取分数哪怕差一分，至亲好友甚至上司也绝不通融。1946年10月1日，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的女儿沈致平考浙大中文系时，“国文六十五分，但数学只二分，平均二十八点六”，浙江参议会议长张毅夫之子张国维，“考文学院一年级，国文五十九，而英文十二分，数学零分”。10月4日，省建设厅厅长皮作琼、省政府秘书长张协承等先后来说情，他坚决不同意，称：“因敷衍无限制，而一年级入学考试不能不严格执行。”
　　1949年2月7日，对浙大颇为关照的浙江省主席陈仪亲自出面说情，称有两个学生要到浙大借读，其中一个是暨南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郁飞，即被日本人杀害于印尼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之子，当时住在陈家。竺可桢直率地表示：“余颇以为难，因欲来借读者人数甚多，且此二校均在上海南京继续开学，何必借读于浙大。”2月10日，陈仪再次问及郁达夫儿子来浙大借读的事，他又一次拒绝了。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华力带着胡适的信来，竺可桢表示“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只有等暑假再参加入学考试。对浙大教师子弟，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子女也决不徇私。吴耕民回忆说，他女儿竺梅投考浙大成绩不够理想，就没有从宽录取。他的大儿子抗战一开始就当兵抗日，从没听说要到浙大来开后门。即使有教师以不应聘相要挟，他也不为所动。竺可桢一再在日记中说：“降低程度收容乃是困难之事，因教职子女可收容，则弟妹亲戚均可收容，将来校中将无法拒绝一切外人之说情矣。”“若欲学校通融，则此门一开，以后效尤者不可胜数，从此浙大学生均可将考试不及格之学生入校矣。”
　　在内外交困的夹缝中，心力交瘁的竺可桢曾一次又一次产生辞职的念头，但面对师生的挽留，却又一次次留了下来。例如，1944年12月11日，学校接到教育部通知，称浙大将合并于中大，学生全体从军，教职员之年岁合格者亦从军。看到这个不亚于“晴天霹雳”的电报，竺可桢“自余个人着想，自此得脱离苦海，确是佳事，但为浙大着想，如此下场则大不愿也”。幸好浙大解散终没有成为事实。
　　1947年11月5日，竺可桢对朱家骅说，浙大的事不能再干了。朱深恐他的辞职引起学生误传，故竭力劝说。竺可桢说：“此类顾忌实防不胜防，但值此困难关头，余若辞职，亦必受人责备，故不能不再硬头皮干下去。”11月6日，他再次向朱提出，称至明年春天决计辞职，“问题因在内外特务、政客交迫之下，余实无以应付，且为校长十二载，实亦可以对得起浙大，对得起国家矣”。11月7日，他又对陈布雷提出辞职：“告以目前特务与反动内外夹攻，余实无术应付。若掬诚相对，则两方均不以诚相见也。”1948年1月31日，竺可桢说：“余告以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之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2月4日，学生自治会代表送来有一千一百三十九名学生签名的上校长书。他深情地说：“余告以目前精力日衰而事务繁杂，已非余力所能任。且余如辞去，必须有接替之人，不致挂冠不顾而去。”3月20日，廿九级毕业生四十人签名挽留，他再度表态“决不随便撒手而去”。直至1949年4月29日离开浙大之际，他关心的仍是学生的安全。竺可桢后来在留给严仁赓、苏步青的信中说，自己之所以最终于狂风骤雨中仓促出走，是因为国民党浙江当局保证“负责期内决不入浙大捕人，弟心为之释然”。以后竺可桢在上海，浙大师生多次来函电，促他回校。1949年6月2日，竺可桢致信王国松、蔡邦华等表示：“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幸赖同仁维护，同学之协助，学校得以撑持。近则弟已年达耳顺，精力日衰，不能应付繁剧，自当退让贤路，使年富力强者出而主持，则浙大前途庶可无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