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句：有谁到过这样的地方？——那儿没有绝美的景致，却能把你迷得神魂颠倒，恨不得就地死在那儿。

　　我到过。

　　可大多数人一定认为我是痴人说梦。否则，当逢时与我在维也纳的一家旅行社询问去那儿的旅游专线时，就不会被告之因为去的人太少，专线已经取消。那个小姐见我们失望，随手画了张自己乘车去的路线图。好在维也纳不大，说是在郊区，只需换一次车，距离也大大短于从北京市中心去八宝山。

　　可见没人信我的话。话说回来，要是那儿仍是旅游热点，像市中心的圣斯蒂文大教堂那样熙熙攘攘，我大概也就不想死在那儿了。

　　初春。维也纳。

　　如果你怀疑，这里曾是音乐天才们教劲儿抬扛的乐土，全城都是“追星族”们半醉半醒的酒馆；如果你怀疑，这里曾记载了世界音乐之都的繁荣，不到此地就算不得音乐泰斗，那我真心劝你去维也纳中央公墓走一圈。

　　我不得不用“死”来证明辉煌。

　　说来也怪，我们居然在拥有三十三万个墓穴的公墓中如此轻易地找到了“音乐家之墓”。究竟是中央公墓给了乐神们最好的位置，还是乐神们给了我们某种心灵感应？在离中心大教堂不远的一条小路旁，树林把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墓地围成圆形，四个巨人在这里长眠：贝多芬，舒伯特，斯特劳斯与勃拉姆斯。每个名字都如一声惊雷。

　　时间还早，周围杳无人影。古木参天之中，我机械地在四个墓碑间来回踱步，一种沉重的历史感渐渐地像稠湿的晨雾样弥散。四川峨嵋山上的“跳佛光”之说虽早有耳闻，却想不到突然在地球的另一端对嘲笑了那么多年的“迷信”有了几分理解。那一刻，我似乎领悟到了“死”的诱惑。也许是“死到临头”，思绪也异常活跃。

　　……

　　（一）

　　在我懂得什么是“音乐”之前，就听说了贝多芬。但那会儿我甚至不知道贝多芬是一个“人”，却把他作为一个“种类”。他的名字是与一厚叠黑紫色的唱片联在一起的。大人告诉我，这叫“贝多芬”。唱片上的字迹已难辨认，隐隐记得，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这是一叠噪音大于乐音的七十八转的唱片，一叠比“旧社会”还旧的唱片。要把全曲听完，不知得多少次打断贝多芬的乐思，一张张地翻面。大概没人有耐心结结巴巴地听完全曲，因此整套唱片还算完好，但第一张却严重磨损。乐曲开宗明义的两个雷鸣般的和弦被“卡喳”一声跳了过去，唱针正好落在了大提琴如叙如诵的第一主题。于是，这便成了我童年时代所独有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特殊版本。直到成年后再听贝多芬第三，我仍对谁为此曲加了两个和弦而百思不解，惊愕不已。

　　现在想来，童年的误解往往带有极为真诚的直觉，甚至比多少带几分虚伪的深思熟虑的严谨论述更接近真理。贝多芬也许真的是与音乐平行而可自成种类。我突然想起曾为麦基罗（Ｍｉｃｈｅｌｏｂ）啤酒商赚了大钱的一桢广告——“是啤酒，还是麦基罗？”广告的制作人显然颇具天份，他操着莎翁的口气，故意制造逻辑混乱，把水搅混，似乎麦基罗不是啤酒的一种，而是足以使哈姆雷特犹豫不决的与啤酒并驾齐驱的另一什么饮料。此刻，凝视着贝多芬的墓碑，我甚至听见了哈姆雷特又一次惶恐地发问：

　　——是音乐，还是贝多芬？

　　犯有我童年的错误的非我一人。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丁善德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怒发冲冠的工友指着鼻子质问：“丁善德！交代！你为啥写巴赫小步舞曲来毒害我们工人阶级？！”一向思路敏捷智慧过人的丁善德，此时却是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再三逼问之下，他只好真诚地加以解释：“巴赫小步舞曲是巴赫写的，不是我写的。”这是秀才对兵的无奈。但细想起来，“兵”也不无几分道理。巴赫以超人的才智不仅创造了小步舞曲，而且创造了他自己，以至“巴赫”与“小步舞曲”已铸成一体，不可分割。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赫不仅是创造者，而且是创造的终极结果之一。贝多芬从巴赫出发，却比巴赫走得更远。他走出了时代，甚至走出了音乐。

　　人们往往滔滔不绝地赞颂着音乐史上的每一个奇才，从巴赫到莫扎特，从柴可夫斯基到萧斯塔科维奇。可说起贝多芬，却变得口讷思竭，不知所云。他的宏大令人吃惊，他的成就令人望而生畏。从初期的古典，到中期的浪漫，直至触角伸向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弦乐四重奏。他就是音乐，是音乐的方方面面。他不是音乐，他是贝多芬。

　　任何一个作曲家，大概都有能力把海顿的冷门奏鸣曲中的某一段，神不知鬼不觉地移花接木，镶进莫扎特的一个冷门作品中去。可没人敢和贝多芬开这种玩笑。他的每一个音都姓“贝”，从头到脚有着自身的统一与不容置疑的与众不同。每一个权威的理论家都能总结个三五条来说明贝多芬的独特，可我怎么看都觉得似是而非。也许，真正的理由只有一条，贝多芬，确实与音乐平行。他是另一类。

　　这实在是一座很普通的墓碑。古朴，敦厚，方正。它不仅是四座中唯一没有雕像的一座，而且除了一桢古竖琴图案，没有任何其他音乐或作曲家的标志。还用得着以符号来提醒后人贝多芬为何留芳百世吗？猜不透设计师真正的用意，我宁可相信他也犯了我童年的错误，将贝多芬分离出了音乐。等他明白过来为时已晚，于是便沿着这个美丽的错误一直走下去。

　　端详着贝多芬的墓碑，耳际似响起阵阵滚动的雷鸣，直搅得我心神不宁。终于明白了，耳边响起的，分明是第三交响曲那开宗明义的两个和弦，可随后的大提琴主题却久等不来。那两个和弦不断反复，像是要补足那叠黑紫色唱片的疏漏。又像是提醒着我，童年时所听的“特殊版本”实在是委屈了贝多芬。被忽略的不仅是贝多芬与众不同的极端化力度对比，被忽略的是英雄的宣言。唱针跳过的不是两个和弦，而是一个时代。一个给了我残缺的贝多芬的时代，一个丁善德写巴赫小步舞曲的时代。也许，直到今天，童年留下的缺憾才得以补偿。我就是这样被那两个轰鸣的和弦推到了贝多芬面前，诚惶诚恐，把一个时代的误解讲讲清楚。

　　我想，贝多芬是会原谅我的。至少来说，这个墓碑的设计师与童年的我有着某种程度的“英雄所见略同”。

　　（二）

　　可曾有人发现，被称之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大巨星，竟没有一个人生于维也纳。就像今日的纽约。要想在艺术上功成名就，就非得削尖脑袋去纽约折腾一番。成功与否另当别论，起码对得起命运与机会。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人有足够的理由得意非凡。这里是世界的乐都，他们是艺术的宠儿。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毕竟更多地属于世界。虽然他们的“籍贯”比起世界性的辉煌显得不那么重要，可“外地人”在维也纳的驰骋风云又多少引起维也纳人美中不足的隐酸。

　　真正全身心属于维也纳的，当推舒伯特。他完全的土生土长，就是外出旅行也是屁股没坐热就转身回来。三十一岁便英年早逝，使他最终以死来实现了对维也纳绝对忠诚的最高形式。他，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如果再多给他二十年，很难说他是否能享有贝多芬今天的声誉。像个必定会光芒四射的巨星刚刚从学校毕业，他实在是还没来得及才华一番。他明明写下了世界一流的交响曲，却仅被称为“声乐作曲家”而离开人世。原因很简单，他所有的九部交响曲几乎全部锁在抽屉里沉睡。最著名的“未完成”交响曲竟然在他死后的三十七年才重见天日。艺术，本来就是个痛苦的行当。而创造听觉艺术的艺术家的痛苦则又多了几分。他们无法左右创造的第二阶段，——从符号到声音的阶段。他们所能完成的，不过是记录他们的内心听觉和组织内心听觉的思维活动。也许，梵高要比舒伯特幸运得多。他尽管穷困潦倒，神经兮兮，但毕竟“看”见了自己的全部作品。而舒伯特不可能“听”得见他的交响曲。他没有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舒伯特的全部交响曲都未完成。他死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价值。

　　可他却深知贝多芬的价值。贝多芬的与世长辞使他痛苦万分。一八二七年，年仅三十岁的舒伯特手持火把为贝多芬送行。葬礼之后，舒伯特与朋友们聚会。他举起酒杯不无伤感地说：“这一杯，是为那个刚刚被埋葬的人。”然后，他又一次斟上酒，神情更显凄惨：“这一杯，是为随他而去的下一个人。”他的话不幸言中。仅仅二十个月后，这“下一个人”果然出现。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在去世的前两天，他在幻觉中苦苦哀求他的哥哥不要离他而去，把他扔在这没人知道的角落。他反复说着：“贝多芬不在这里。”根据他在弥留之际的愿望，他被安葬在紧靠着贝多芬的墓穴，而且葬礼上举行了同样的火把送行。也许，这是舒伯特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时刻。

　　这就是眼前贝多芬与舒伯特的墓碑仅几步之遥的原因。尽管现在的中央公墓并不是他们始初的安葬之地，但维也纳人却严格地遵照了舒伯特的遗愿。他们按照原始的格局，让历史在此重现。

　　据说，舒伯特著名的小夜曲是喝酒之后无钱付帐而即兴写在餐巾纸上抵酒钱的。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无从考证，但他的囊中羞涩却是事实，以至引起了我好一阵心痛。可心痛之余，我又对维也纳酒馆的老板如此“识货”而略感欣慰。北京也有一个才华横溢的作曲家英年早逝，名叫施光南。他的成就不用多说，那个年代的人谁都能哼上几句他写的歌就是明证。可他毕竟没能达到舒伯特的高度。我不敢妄断这是否因为他的才能仍无法与舒伯特攀比。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原因之一是北京没有像维也纳这么“文化”的酒馆老板。据说施光南极爱吃鱼，而且也如舒伯特样囊中羞涩。他的去世曾引起报刊上好一阵对“中年知识分子”待遇的讨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物价飞涨使他吃鱼也成了问题。我想，倘若施光南能在某饭馆里叫一条清蒸蛙鱼，然后在餐巾纸上写一首“希望的田野”用以付帐，也许还不至于英年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