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鲸》是十九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年～1891年）写于1851年发表的一篇海洋题材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亚哈船长为了追逐并杀死白鲸莫比·迪克的经历，最终与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故事营造了一种让人置身海上航行、随时遭遇各种危险，甚至是死亡的氛围，是作者的代表作。1956年06月27日发行的电影《白鲸记》（英文名称：Moby Dick），就是改编自这篇小说，由著名导演约翰·休斯顿导演，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把高傲倔强的亚哈船长塑造得入木三分。小说场面宏阔博大，思想内涵复杂，哲理性很强，而且文笔沉郁瑰奇，堪称杰作。
　　《白鲸》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达到繁荣时期，是西方近代文学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在纵向上，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有力反拨；在横向上，浪漫主义文学和随后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共同构成西方近代文学的两大体系，造就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盛极一时的繁荣局面，对后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浪漫主义文学是西方近代文学两大主流体系之一，对整个西方文学产生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纵向上看，浪漫主义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彻底摧毁了统治欧洲文坛几千年的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西方文学在近代历史上的又一次“文艺复兴”。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诸流派，都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文学蜕变、演进的结果。很多现代主义者自称“新浪漫派”，可见浪漫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密切的联系。在宏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思潮和风云变幻的社会变革如此密切的结合。浪漫主义文学是近代历史上人们对科学理性、物质主义带来的异化现象的一次彻底的检视和清算。浪漫主义颠覆了西方资本主义旧的价值理性，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模式。
　　此外，许多浪漫主义者重视对民歌、童话等民间文学的整理和搜集，在很大程度上保存并发扬了西方文学的民间传统。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就是从搜集民间文学开始的。浪漫派广泛从民间传说、神话、童话中撷取题材，极大的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为现代主义文学题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而主人公亚哈船长和白鲸莫比·迪克是一对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代表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强烈的冲突。用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衡量，这个冲突的发生是客观的、必然的、以及不可回避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非常形象化的体现。
　　亚哈船长是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代表，是人类派来征服自然的。他是普通的人，却有着普通人所没有的坚毅刚强和不为名利所动的种种美德，但同时，在他的身上我们还发现了疯狂、自私、刚愎自用等种种劣迹，使我们对这一个形象产生了全面立体的认识。从他的美德看，他近乎神明，让人信奉和激动不已；从他的阴暗的一面看，他又越来越接近莫比·迪克而成为了一个恶魔，让人感到可憎又可怕。正因为如此，亚哈船长才是一个真实而强大的人，只有他才能完成人类所赋予的剿灭白鲸的使命。
　　对于亚哈来讲，这使命是神圣的，是历史性的。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是由无数个剿灭白鲸一样的过程组成的，每一个过程都有一个亚哈作为领袖。这领袖非亚哈莫属。因为亚哈既强大威严得像一个神，又确实是一个人。人类不可能依靠神力来征服和改造自然，那只是被称作神话的美好愿望。亚哈担起了进击自然的使命，它赢得了所有勇敢的人的尊敬和爱戴，他招致在自然面前缩首缩脚的懦弱的人的恐慌甚至憎恨。于是，人类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并且一步步加剧，仅次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内部的矛盾，必须克服自身的种种弱点，只有这样，才能在与自然的较量中获得成功。
　　亚哈船长剿灭白鲸的过程包括了以上种种的因素。“裴廓德号”是人类社会本身的一个高度概括，是那个年代人类状态的一个缩影。亚哈船长剿灭白鲸的过程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的一个浓缩，是无数次殊死斗争中的一次。白鲸莫比·迪克是自然的代表，当然它也是自然阵营中最杰出的代表。莫比·迪克是一种自然力量的象征，是同样强大的自然的一种具体体现。自然由强大的莫比·迪克和无数个平庸的其他组成，正像人类由强大的亚哈和无数个平庸的斯达巴克、斯塔布和弗拉斯克组成一样。
　　自然是丰厚和大度的，它是人类的依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库，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失去了它，人类将不复存在。自然是吝啬的，它从来都不主动给人类什么，人类从它身上得到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索取甚至掠夺而实现的。所以，人类搞不清自然究竟是人类的恩人还是仇人，还是时而是恩人时而是仇人，这一点，恐怕它自己也搞不清楚，因而才如此的矛盾重重。但是，仅就大鲸而言，自然和人类的冲突只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因为，人类行为方式在大鲸的身上只体现出对自然最残酷和最无道的一面，同样，大鲸所回报给人类的也只有殊死的反抗和阴险的报复。
　　在这样无数的矛盾之中，无数的冲突产生了。莫比·迪克充当着自然界的酋长，自命为自然的守护神，因而亚哈和莫比·迪克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自然与人类的冲突中，结局的胜负是事关重要的，它影响着世界的前途，自然也决定着人类和自然的命运。最终亚哈和莫比·迪克同归于尽了。人类和自然谁也征服不了谁，他们就像是地球的两个极一样，互为依靠，互为补充，维持着世界的运转。人类和自然，是做敌人还是做朋友，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逝去了的亚哈和莫比·迪克解决不了这个难题，现代人不知能否解决。人类如何面对自然，是人类所永久面临的一个话题，是人类能否保持自身的一个关键。
　　《白鲸》是伟大的作品，是力量和思想的所在，是美国文学史上的史诗之作。作者从富有到贫困的转折决定了他坎坷而闪耀着光彩的命运，而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断抗争，则决定了他人生的力度和作品的力度。
　　跳开1851年，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视点重新审读《白鲸》，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白鲸》从始到终贯穿一条主线：人一旦置身于大自然中，惟一的选择只有充当征服者，他与被征服对象的关系必然是对立的，两者是彼此仇视的、互不相容的。麦尔维尔对亚哈船长的塑造尤其突出了这一点，使他成为《白鲸》这部书的灵魂。
　　在麦尔维尔笔下，虚拟的大海与真实的大海相去甚远，麦尔维尔的大海永远是变幻莫测、充满险恶的，它是“冷酷恶毒的”，它有“幽灵似的白浪滔滔的洋面”，即使晴朗的天气，“在它那一派蔚蓝的、柔和的底里，隐藏有一种邪恶的魔力。”这就是“大寿衣似的海洋”，一切邪恶皆来自它的最深处，它孕育了凶残无比的大白鲸，还有嗜人血的抹香鲸，而大白鲸在大海中横行无忌，简直就像个“蠕动的海魔王”。
　　总之，在作者的描述和勾勒下，翻动着白色浪花的大海与幽灵般的白鲸，两者在阴险、邪恶的轨道上融为一体。为使阅读者真切地感受大海的险恶，作者从《白鲸》最初的章节起始，竭力渲染紧张、恐惧的气氛，他引领读者走进与棺材谐音的“彼得·科芬”大鲸客店，那装饰古怪的居所处处闪露着凶兆，使人联想到无处不在的死神。连人们寻求心灵庇护的教堂，也无法使你摆脱对死亡的恐惧，面对一座座葬身于大海的海员墓碑，读者直接感受那索取人性命的元凶迫近的气息。神父的布道更是异乎寻常，他“曳长而庄严的声调，有如一只陷在迷雾的海上的船只那种不断敲击的钟声”，他的吟诵将人们的恐惧拖至深渊：
　　大鲸的恐怖和肋骨
　　困我在阴森可怕中
　　神光普照的浪涛滚滚而过
　　把我高高举起
　　重重抛进毁灭之都
　　似乎这还远远不够，神父反复宣讲《圣经》中“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的那一段落，把大海，以及大海中的生物同基督教历史神话连接起来，把人的恐惧、人的死亡归罪于大海，把人和大海、和大海中那“一条大鱼”的对立与冲突视为历史的必然。甚至那艘以灭亡的印第安部落名称命名的“裴廓德”号捕鲸船，也是隐喻“死亡与决斗”。这艘“用它猎逐到的敌人的骸骨来打扮自己的船只”，竟是用花白的鲸骨打造的。
　　这些描写和叙述不仅把大自然恶魔化，而且不可缓解的仇恨压倒了一切。仇恨的对象具体而明确，就是那头出没于大海中邪恶无比的白鲸，人与大海、与海中巨兽的对立和复仇情绪，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在此，人们不能不提出疑问，在真实的人类狩猎历史活动中，某一种狩猎活动，在它的准备状态，在它行动的前期阶段，果真要在猎手的心灵中灌输和强化对所猎取对象的恐惧情绪，直至把这种情绪引向仇恨吗？这是容易被阅读者忽略的常识性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作家在这里明显进行了有意的歪曲和改写，其中隐含了作家写作的深层动机和目的。阅读和了解人类学家所记载的狩猎部族习俗，我们将会发现，无论在印第安部落、还是在爱斯基摩人中，无论在非洲和亚洲曾以狩猎为生的原住民中间，他们与猎取对象的接触或遭遇，更多的是欣喜，同时伴随着久远的敬畏（类似的场景，还能从美国电影《与狼共舞》所复原的印第安部落习俗中看到片段）。假如某个猎手对某种猎物有了怨恨，不管他是部族头人还是首领，都不会把个人的怨恨提升为整个部族的仇恨，那将引发疯狂的滥杀，或退而避之，全部族选择迁徙之路。但这势必危及群体的生存，甚至毁掉整个部族的生计。
　　为此，我们不能不追问，麦尔维尔是否犯了常识性错误，将他所描述的猎手对猎物的仇恨当成人类固有的、原发的、普遍化的共通现象？这里更可能的是，作家并不只是简单地犯下常识错误。探究其源由，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麦尔维尔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这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来势汹汹的、难以抵挡的。1851年前后的那一时段，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将历史折为两截：被翻过的那一页，无论其多么漫长（包括所谓封建社会），从总体上说人类对大自然取一种敬畏的态度，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都是维持低限度生存水准，以同大自然保持相对协调；翻过的这一页，是以“资本和利润”为推动力的历史新开端，征服和占有大自然成为它的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