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从最初的设想、勘察、规划、论证到正式开工，经历了75年。在这漫长的梦想、企盼、争论、等待相互交织的岁月里，三峡工程载浮载沉，几起几落。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20世纪90年代，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庄严表决，三峡工程建设正式付诸实施。

　　1 孙中山首倡三峡建坝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孙中山便希望利用西方战时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实业。这一年,他在上海用英文撰写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意在引起国际实业界的响应。1919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遂将上文编译为《实业计划》发表。在《实业计划》之“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一节中，孙中山对改良长江上游水路作如下论述：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即地学家所谓红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
　　1924年8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民生主义》时，再次提及：“象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比现在各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
　　在这里，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长江三峡水力资源的丰富，强调开发三峡水电的重要性。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最早计划，充分显示出孙中山在国家经济建设上的高瞻远瞩。

　　2 中美合做三峡工程梦
　　孙中山开发三峡水电资源的论著发表后，国民政府工商部曾于1930年初，拟在长江上游筹设水电厂，并着手收集有关资料和图表，但对坝区的勘察工作始终未能进行。两年后，即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持组成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该队查勘后提出《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计划在西陵峡内黄陵庙和葛洲坝修建两座总装机容量分别为32万千瓦、50万千瓦的低水头电站，总预算1.665亿美元。但这一计划也仅仅是纸上谈兵。
　　抗战后期，美国政府推行“金元外交”政策，企图独占中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派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担任中国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纳尔逊到重庆后便与蒋介石密商设立中国战时生产局。1944年4月，任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的美国专家潘绥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的报告，建议由美国贷款９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厂和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化肥厂，用向美国出口化肥的办法还债。潘绥报告一发表，就引起中美朝野的高度重视。
　　同年５月，世界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John Lucian Sovage）博士应中国政府之邀抵达重庆。他到任后便立即投入工作，先考察了大渡河和岷江，接着便冒险查勘西陵峡。查勘后，他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在该“报告”中，他建议在南津关至石牌之间选定坝址、修建电站。该电站设计坝高225米，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兼有防洪、航运、灌溉之利。这个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方案，当时被视为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
　　1945年，中国政府原则同意萨凡奇的三峡计划。随后，资源委员会邀集全国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和国家交通、农业、地质、科研等部门组成三峡水利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同时在四川长寿设立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宜昌设立三峡勘测处，负责坝区的测量钻探工作。
　　194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组队入峡进行地形测量和经济调查。资源委员会分别与美国马力森公司、垦务局就坝区地质钻探、工程设计等事项签约。根据合约，46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赴美参与设计。钻探、航空测量等各项工作也逐渐展开。
　　1947年5月，在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劣的情况下，三峡工程设计工作奉命结束；8月，设计工作全部停止，除极少数人员留美外，大部分人员分批返回中国。三峡工程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一个梦幻。

　　3 新中国领导关怀三峡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三峡工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勘测、规划、设计与科研工作。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到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现任中央领导人，无一不专程深入三峡视察。
　　自1953年2月乘“长江舰”视察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主席先后6次召见“长办”主任林一山，都是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他对三峡工程兴趣浓厚，垂询甚多。比如，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无可能性？坝区地质基础如何？水库会不会变成泥库？能不能长期使用？要多少投资？等等。
　　1956年2月，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正在全面开展时，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并乘兴写成《水调歌头·游泳》，使“更立西江石壁，高峡出平湖”成为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美好向往。
　　1958年1月、3月，党中央在南宁、成都召开的会议上又专门讨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两大治江问题。
　　周恩来总理与三峡工程的关系更为密切。凡与三峡工程有关的重大问题周总理无不过问。林一山在其《周总理关怀水利建设》一文中说：从1950年初长江委成立开始，周总理就很关注长江的治理开发。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明确由周总理主管之后，周总理过问更多。林一山说，他每次到北京，总理都要他去汇报工作。没有周恩来总理这种长期而有效的支持，三峡工程早期研究工作不但不可能奠定如此良好的基础，恐尚有中止之虞。
　　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根据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由于工程仓促上马，采取“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办法，开工后暴露不少问题。但实践证明，建葛洲坝工程，从各方面积累经验，可以说是三峡工程最全面的实战准备。葛洲坝工程规模巨大，技术问题复杂。它的建成，说明我国技术人员已有能力修建世界第一流的水利工程。这对于三峡工程的获准兴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上马可能更困难一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从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兴建一批骨干工程的角度着眼，又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自渝乘船东下，途中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地和荆江大堤，听取了“长办”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抵汉后，又召集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都赞同低坝方案。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会议，对国家计委报送的《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
　　198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上任不久，就过问三峡工程问题。他在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程和荆江大堤后，到长江委了解三峡工程和长江中下游防汛情况。

　　4 民主决策兴建三峡工程
　　在150米方案的设计与施工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重庆市政府于同年11月间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重庆市认为，150米方案，大坝抬高水位有限，水库回水末端仅在忠县至长寿之间，长寿至重庆间的航道不能改善，万吨级船队不能直达重庆。重庆市希望将正常蓄水位提高至180米。
　　在198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三峡工程问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一些政协委员从关心国家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引起争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鉴于重庆市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兴建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充分体现决策的民主和科学性，乃于1986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１、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对“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深入论证和修改，根据论证意见重编报告；２、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新编报告，再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交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审议。水利电力部随即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
　　1989年3月，长江委根据各专题论证报告重新编制的三峡工程175米方案可行性报告经论证领导小组研究通过。
　　1990年7月6至14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论证领导小组关于论证工作和新编可行性报告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民主党派负责人、一些学会的理事长、国务院有关部委与湘、鄂、渝等中上游沿江省市及地区的负责人以及特邀代表、专家共178人。会上，绝大部分人同意论证的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少数人有不同意见。会议认为：新编可行性报告已无原则问题，可报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