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

　　淞沪会战之爆发原因和背景

　　日本扩大侵华

　　日本统治集团，早就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从“九一八”侵占中国东北并向华北扩展的过程中，日本的得益，更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骤。30年代，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快的，工业生产指数以1929年为100，1936年上升为150，1937年达169。8年平均每年递增6.8%，但日本工业生产的递增率不能用正常的国内生产来考察的。1930、1931年是处于经
　　济危机时期，那么在1932年开始就是以9%的年平均递增率发展，以1937年与1936 年相比，上升了12.7%，后几年的大幅度上升，无疑是从侵略中国得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侵华已经得到这样大的利益，大陆政策第一步的预想变为现实，就更加积极地扩大侵华。
　　日本的产业结构，1930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为38：62，1931年、32年的侵华战争开始，军工工业又有了极大的发展，到1932年，以军工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改变为58：42。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反过来推动战争。
　　日本的政治也迅速地走上天皇制的法西斯主义统治。1936年2月20日，国会选举中自由派的民政党在选举中刚取得多数，2月26日就发生法西斯军事政变，“皇道派”军官率领1500余名官兵，袭击了冈田启介首相，杀死了几名内阁官员，包括1932.5-1934.7月担任首相的斋藤实子爵和藏相(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等，提出了8项要求，鼓吹建立“皇道派”武力独裁和战争体制。政变后，由广田弘毅任内阁首相，组成了军人主政的内阁；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大力推进军工生产为主的重工业。“二二六”政变后的广田内阁，开始了日本天皇制的法西斯主义。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尽管内阁调动频繁，而法西斯统治日益加紧。1937年11月设立帝国大本营，将战争指挥权集中在天皇直接权势下行动的陆海军将领手中；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倾向的嫌疑人物均被捕，到1937年12月，逮捕了371人。日本完全实行军事法西斯主义。
　　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召开了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的五相会议，决定了一个《国策大纲》，把“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定为日本的“根本国策”。《大纲》规定：对外应“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备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体系”，“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南洋方面(印度尼西亚方面)求日本民族的、经济的发展”；对内“必须采取指导统一国内舆论的措施……，和‘国民思想健全化’的措施”，以加强法西斯统治。按照这个计划，陆军制定了大规模扩充空军和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为中心的五年扩军计划；海军也制定了宏大的造舰计划，1937年，日本的军事预算，占全国家预算的60%以上。
　　1937年6月，近卫文任日本首相，采取了关东军参谋长、侵华狂热分子东条英机的主张：鉴于西安事变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渐形成，应立即扩大侵华战争。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的宣传机器，大肆鼓吹侵略中国是为了解决“日本人口过剩”、“天然资源缺乏”、“捍卫主权线、生命线”的圣战，是“惩罚”中国军民的抗日与“扩战”的“不得已的行动”，甚至是为了“帮助开发中国的光荣”之举，等等。
　　另一方面，对外又不断制造“和平”的阴谋，鼓吹所谓“日中友好提携”。1937年3月，日本外相佐藤提出对华的“新认识”、“新政策”，诡称要“改变”日本对华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今后日中外交谈判，要以“促膝谈心态度”，“将过去一切付诸东流，而重新以平等地位精神谈判。”
　　在这种“和平外交”的烟幕下，日本大量增加其华北驻屯军的兵力，在北宁路屯驻重兵，并侵占丰台这个重要军事据点，大批日舰开到青岛、上海，并进入长江各埠。37年6月以后，驻丰台的日军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在外交上，日本在1933年5月发出退出国际联盟的通知，两年后生效。此后也就抛开了1922年在华盛顿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的《九国公约》，这是日本与美、英、法、意、比、荷、葡为了共同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完全机会均等”，“中国之门户开放”的条约，现在要独占中国了，不能再受九国公约的限制。又宣布废除与英国等签订的限制海军发展的海军协定。1936年11月，同希特勒纳粹德国签订了反共产主义和第三国际的协定，即《反共产国际公约》，以后又同意大利签订了同样的条约。在国际上与德意结成联盟，与英美法等国处于对立的地位。也就是说，对一切表面上还有一层反侵略、非战外衣的国际组织、限制其独占中国的条约，统统抛开，与正在进行侵略殖民地的意大利、德国组成联盟。
　　进入1937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军事上，已经全面进行了侵略战争的部署，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要开始了。

　　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间，驻北平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时，藉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要求。日军就将宛平县城包围，多次开枪向宛平城内射击，并以迫击炮攻城。当日军进行军事演习挑起事端之时，当地驻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111旅旅长何其沣，一面向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报告，一方面指挥城内守军第
　　219团团长吉星文，率部还击。第29军司令部发出命令：“命令全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中国军队抗日的枪声在卢沟桥打响了，这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共产党员大会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时红军立即集中，准备奔赴民族战争的战场。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爱国军民纷纷行动起来，大力支援华北前线。北平人民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募捐团，慰劳团等，进行慰劳士兵，救护伤员等活动。长辛店工人冒着枪林弹雨，赶赴宛平前线修筑防御工事。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地的工人和各界爱国群众，相继组织起抗敌后援会，纷纷发表宣言，支持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致电、汇款、慰问前线将士。上海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和职员，纷纷罢工和离职。各地报刊也大量发表抗日言论，大声疾呼：“现在和平已经绝望了，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了!”“我们现在除了抵抗，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北平《世界日报》指出：卢沟桥事件已充分证明：今日之中国，绝非“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战役前的中国可比。卢沟桥的炮声，唤起了全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抗战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新的觉醒。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处于动摇状态。国民政府的《自卫抗战声明书》叙述了这个过程：“中国政府于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犹以诚意与日本协商，冀图事件之和平解决。7月13日，我外交部曾向日本大使馆提议双方即时停止军事行动，而日本未与置答。7月19日，我外交部长复正式以书面重提原议，双方约定一确定日期，同时停止军事动作，同时将军队撤回原驻地点。并曾声明：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此次不幸事件起见，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双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等。然而以上种种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
　　于此之际，中国地方当局为维持和平计，业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议之解决办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对于此项解决办法，未予反对。”
　　国民党在7月16至20日，召开庐山谈话会，讨论了和战方针问题，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反对抗战，认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若开战七日之内必亡国。孔祥熙主张“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则向蒋介石提出所谓“和必乱、战必败，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十四字真言”。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一篇关于准备抗战的谈话。他表示：“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同时又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他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条件：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政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但是他又反复强调：“我们是弱国”，“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仍然希望对日和谈、妥协，还没有放弃苟安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