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英战车队在原阵地，待掩护部队撤退后，于明日（二十一日）四时三十分开始撤退，随掩护部队后尾跟进。
　　七、辎重车辆及师卫生队，于明日（二十一日）一时三十分开始撤退。
　　八、余现在指挥所，撤退时在第十一三团后尾。
　　各部队随即遵命行动，移向指定地区集结，一切出敌意料，故亦未行追击。

　　此战，我以一团之兵力，击溃优势之敌，救出被围数日之英缅车第一师全部，附骑炮战车等七千余人，马千余匹，另有其被俘之官兵五百余名，被困之美新闻记者、传教士等数百人均亦安全脱险，并夺回被敌军掳去之英方辎重及汽车百余辆，均悉数交还英方，掳获敌旗帜武器弹药等甚多，实为我远征车人缅作战史中最光荣之一页，此外并毙伤敌中队长吉柳仲次以下官兵一千二百余人，我亦伤亡官兵五百余名，其中第一一三团第一营营长张琦阵前壮烈成仁。
　　第四节盟邦交赞另眼相看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当孙立人将军所部正掩护第五军和英军转进途中，亚历山大将军送来致孙将军一函：“谨代表我第一军及其它英帝国军队，对阁下热诚襄助及贵师英勇部队援救比肩作战之盟军美德，深致谢忱；本人奉英皇陛下命：赠阁下以”英军司令“勋章，尤感欣慰；阁下受命掩护贵国第五军之故，未得盘桓，殊以为憾!”（《孙立人回忆录》）

　　亚历山大将军的信函，肯定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在仁安羌缔造的佳绩。据孙立人在回忆录中指出：“观乎我军参战的一一三团全团，合计不过战斗员兵一一二一人，与七倍于我的敌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四、二一五两联队和特种兵激战三昼夜，我军虽阵亡员兵二0四人、伤三一八人，但是毙伤了敌中队长吉柳仲次以下一千余人，并且完成了解救英军七千余人生命的仟务，这一牺牲的代价，是很值得的。”

　　对于第一一三团以寡击众致胜的原因，孙立人认为是：“敌寇与英军作战几个月，英军只是后退，从不对敌施行一次强烈抵抗，养成敌人骄气，忽于此同一战场同一时间，遇我军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使敌军突然转居被动地位，一时莫知所措，只有挨打!而我官兵在国内已经一年余的严格训练，一般战斗技术都能发挥典令精神，早已跃跃欲试；而干部都是经千锤百炼的战士，得心应手的手足，个个都知耻近勇，逢此千载一时出国远征作战的机会，当然紧紧把握，毫不放松，故士气异常旺盛，人人争先，以战胜为志，甚至以战死为荣!”

　　新38师缴获的倭寇军旗

　　“装备好，训练好而且带的都是子弟兵，加上英军炮兵命中率高，是第一一三团在仁安羌致胜的原因”，刘放吾将军分析道。他说：“当时我们每排都有一挺轻机关枪并配有迫击炮，在中国军队里已经很难得；而在体力及射击训练上更是严格执行操典规定。每人每天至少跑五千公尺；射击时，不瞄准不准发，每发必中的，每三个月一次的实弹射击成绩并且记录下来，几乎所有官兵的命中率至少都在七成以上”。由于严格的体能训练，刘将军指出：“第一一三团官兵得以在十七日接获史莱姆将军命令后立即赶赴战场，并在十八、九及二十日的连续战斗中不眠不休；在日后卡萨孤军掩护我军及英军撤退后，于五月底渡过清德温江（又称更的宛河），至印度英法尔归队”。他还笑称：“我后来做煤球生意，经常往返屏东、凤山之间，由于经济情况不好，买不起摩托车，只好踏单车两头跑，这样来回几年，都五、六十岁的人了，体力还真不错!”

　　而执典操兵往后更为刘将军的注册标帜。在凤山受教于刘将军的官兵都记得，刘将军总是穿着长马靴，一手陆军步兵操典，一手曾、胡治兵语录，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新三十八师由税警团改编而成，而税警团当年在长沙收容旧部并招收新兵，因而新三十八师多为湘兵。祖籍湖南桂阳的刘将军说：“我招募来的兵多是邻里乡亲，彼此就像兄弟或父子，感情上互相扶持照顾，打起仗来也是同心同德。而当时我们练兵也采取曾国藩治湘军的方式，官员必背诵曾、胡治兵语录，也秉承了湘军的义勇忠诚精神，作战因而不怕死，仁安羌的冲锋陷阵，就是很好的证明。”

　　都匀练兵三年均无用武之地，因而训练圆熟的一一三团官兵，利用仁安羌战役作了一次漂亮的演练。刘放吾将军说：“税警团虽归财政部盐政司，名义上用于缉私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担任过缉私工作，一次都没有，所有的严格训练都为打日本鬼子，自然在仁安羌就大显身手了，而日军一路打胜仗养成骄气，没想到会败在中国军队手上。这一仗可让日军士气大挫”。

　　仁安羌战役是自清朝中叶以来，中国军队对外首度胜仗。我军凭借简陋装备，以寡击众大举歼敌并解救数千英军，令盟军刮目相看。

　　中国入缅军的装备简陋及必须靠英车补给颇让英军瞧不起。亚历山大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中国军队装备简陋，三人仅配备一支来福枪，一人携枪，一人负责带子弹，另外一人带粮秣。仅第五军配有炮，但该军所拥战炮不是第一次大战时所用的法制七十五厘米口径，即为德制七十七厘米，然而第五军的装备已是足以傲视其它中国车队”，“在曼德勒战斗以前，我往前线检视战备，发现第五军的野战炮已部署妥当并加盖掩护；当战斗发生后，我再赴前线，却不见战炮。问及指挥官，他回答说是战炮已撤至安全地带，并表示第五军因为拥炮而为最好的军队，不能冒险失去战炮，否则第五军将不再是顶尖部队”。

　　我军当时的装备从亚历山大将军叙述中可见一斑，而军需补给更完全仰赖英军。蒋介石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命令第五军入缅的电文中即提及：“第五军入缅人马数量由杜军长迅饬查明电报备查，以便转告英方准备给养。”亚历山大将军对中国军队军需的匮乏相当伤脑筋，在回忆录中记载：“他们入缅并无适当医护人员及军需，他们也期望我们能喂饱他们。”由于英军军需并无太多余裕，亚历山大甚至出言不逊地称我军为“寄生虫”。

　　国内报纸对国军在仁安羌取得重大胜利的报道

　　仁安羌战役中中国军队以一团击败日军一师团，并将被围的英缅一师救出重围令亚历山大将军也不得不对中国军队表示敬意，不但于五月三日致函孙立人将军称赞我军的英勇并对解救荚军致谢，在新三十八师撤退入印时，也力保该师，使之免被缴械。

　　孙立人将军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原来英军一向自恃优越，对于我国的看法，始终保持在辛亥革命前腐败印象的阶段上，因为清朝几次对外战争，都是兵败如山倒”。因此，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的消息，传到了英国东方警备军军团长艾尔文将军的司令部时，艾尔文将军大为惊异。他眼见由缅甸退回印度的英军，三五成群，衣衫褴樱，装备俱失、狼狈不堪，以为新三十八师担任掩护撤退的任务，孤军殿后，经过艰辛的苦斗和长途跋涉，一定要比英军更为狼狈十分，甚或竟已成了无纪律的溃军。

　　艾尔文将军既认为转入印度的中国军队已成没有纪律的溃军，恐怕扰乱地方秩序，因此发出一个特急的电报到德里给印度英军总司令魏菲尔上将说：“准备把华军缴械。”恰巧缅甸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时在德里，极力反对。他主张不但不能缴械，并且还应该用客礼招待。他向魏菲尔将军详细说明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英军，和后来掩护英军撤退的功劳。英第一军团长史莱姆将军当时正在英法尔养病，听到艾尔文将军有缴除我军武装的意思，也马上扶病前往阻止。在亚历山大将军力保及史莱姆将军劝艾尔文将军亲自拜访新三十八师探看实情后，艾尔文将军打消了要中国军队缴械的主张，并对新三十八师的军容严肃、枪枝铮亮，称誉有嘉。

　　卡萨转战掩护撤退

　　仁安羌战役实际上只是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投入战场的开始，艰苦随后而来。四月二十一日新三十八师奉令掩护英车及我车撤退，一一三团还未得喘息又再置身怆林弹雨中，原以为可以稍事休息，却又因归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奉令掩护第五军撤退，一一三团单独被派往卡萨占领阵地，戒备八莫方向，以掩护我军撤退。

　　对于卡萨转战至全团撤退印度归队，刘放吾将军亲笔手写并保存的战报，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标题是：“仁安羌痛歼日寇记!!最光荣的一团，最后离出战场!”

　　全文如下：“陆军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春四月十七日晨，于缅甸巧克柏当奉英军司令史莱姆将军亲颁手令（手稿犹存），解救被困仁安羌英军之围，击溃日军樱井省三中将所部之第三十三师团万余人之众，完成任务，获得最大胜利，声震盟邦。旋以盟军调整战略关系，于四月二十日晨奉令转造，经免扬二十五日抵瓦城南端大铁桥附近，归还建制，掩护盟军大转造，此时陆军新三十八师已经被任命为盟军殿后军。五月五日师部在时威堡会报时，师长为体恤一一三团官兵仁安羌作战辛劳，指示即免除服勤，特令其乘火车先行，并说小火车烧劈柴，行走慢比走路好，可以利用休息，但未指示到达点。如是遵令乘火车，车行时间少，停车时间多，六日午前八时，车抵温藻车站，站内挤满各型车辆，车道阻塞，全部下车，准备午餐，利用时间检查武器装备毕，刚进餐时，忽有长官部派来两员少校参谋，声言请刘团长放吾即赴长官部杜副长官召见，大有君命召，不俟驾而行。随行约一英里之遥，进入林内民房中，尚属初次晋竭，只见杜公威而不猛，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见面礼毕，承蒙赐坐，随即询问人员和武器装备等，甚为详尽，旋即面谕：八莫方向情况不明，你先率兵一营，本部汽车输运，另配属山炮兵一连，直赴卡萨拒止敌人渡河，严密搜索敌情，随时具报，其余部队，由副团长率领继续跟进，等谕。

　　当遵谕率领先遣营于午后二时到达卡萨，偕杨振汉营长侦察地形部署部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派兵一连渡河对岸，对八莫方向搜索敌情。此时河面中流时有稻草丛草以及树枝带叶浮游漂过，但未发现其它征候，后续部队亦于日夕前到齐，加强部署，待敌人网。七日卡萨情况异常平静。晚七时，杜公副长官偕同参谋护卫等人员，分乘装甲车四辆，亲临卡萨阵地视察一周，有嘉许亦有指示，曾在河岸阵地，用望远镜观察河面游动情形良久，指示注意征候，计巡察时间一小时又半，安全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