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新政协继续举行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国都、纪元、国旗、国歌方案。表决前，由枕雁冰作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
　　并将五星红旗在主席台上展开，大家热烈鼓掌，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各项提案。
　　此外，在国旗名称上略有讨论，决定将提案中的“红地五星旗”改称为“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图案的设计者是上海的曾联松。原设计图大五星中有镰刀斧头，经讨论删去。国旗制法说明，原稿说这个星对那个星，弄得很复杂。周总理要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重新写制图说明，使人看了就能制作标准国旗。制作说明由梁思成改写，经胡乔木修改后定稿。9月27日通过后，即向全国发出。
　　在征选国旗、国徽、国歌的过程中，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成立，马叙伦担任第一任教育部长。

　　4．张治中反对毛泽东对国旗图案的意见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均每组约五六十人。
　　每一个小组的讨论都十分热烈认真。
　　但是，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很不一致，选择的图案也很不一样。
　　开始，代表们比较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
　　随后，对左上方有一个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杠表黄河的“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赞成的逐渐增多。但是，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一些地区还没解放，国旗上带有黄杠，就容易使人想到没有体现祖国统一。
　　新政协将在9月30日闭幕，意见又如此不一致，时间显得格外紧。
　　彭光涵很着急，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汇总起来，整理了一份请示报告，呈给周恩来。
　　9月23日晚，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回答说：“一颗大五角星和一条黄杠的图案赞成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还很大。大家比较欣赏‘复字三十二号’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当即指示：“好，就按这个图案再画一幅大一点的，并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
　　当晚，彭光涵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赶紧操办起来。
　　9月25日晚上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会。
　　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所。交谈中，张治中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么样？”
　　张治中明确回答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一根‘金箍棒’干嘛？”
　　毛泽东听后，有点震惊，同时也觉得张治中说得很有道理。便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有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意见显然十分重视。
　　于是，9月26日晚上，毛泽东邀请各方面人士在勤政殿召开座谈会。
　　会上，等一些代表发言之后，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接着，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这时，陈嘉庚站起来发言，谈自己的感想：“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
　　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他与会代表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
　　9月26日下午3时，大会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经大家讨论，一致通过用“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做国旗，并提交大会主席团审核，再提交大会讨论。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表决前，将制作的五星红旗样品展挂在主席台中间。
　　看到这面红霞一般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洋溢着兴奋和激动之情。
　　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会议进行的第四项内容获得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着中国人民大团结。
　　“复字三十二号”终于在众多的国旗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生共和国的象征。

　　5．他竟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工作者
　　开国大典后不久，在上海从事经济宣传工作的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来信：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旧币，约相当于今500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曾联松是“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的设计者。
　　人们往往会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一定是一位专门从事美术工作或绘画艺术的大师。然而，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工作者，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报道经济新闻。
　　曾联松作为一位长期从事经济宣传工作的人，怎么能设计出如此庄严的国旗呢？不少人曾带着这种疑问去问过他。对于诸如此类的提问，曾联松同志常常报以爽朗的一笑，有时还手执羊毫，先在一张纸上写下8个大字“丁年观礼，皓首萦怀”。然后，才津津有味地讲起他设计图案的那段往事。
　　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况，毅然放弃自己的爱好，去攻读理工，立志走科学救国之路。但是，这种愿望，在旧中国根本无法实现。于是，他又发奋攻读经济。
　　曾联松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当时他见祖国备受列强蹂躏，金瓯残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真是心急如焚。“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瑞安街头，宣传抵制日货，1935年，又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京“一二·九”运动的集会游行，并且在党的引导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过军阀割据、外侮侵略以及白色恐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挑起内乱，把中国人民投入到水深火热的深渊之中，对此，曾联松恨之入骨。所以，当解放战争接连取得了辉煌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他别提有多兴奋了！
　　征集国旗图案启事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登后，曾联松反复阅读，认真思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国旗，新中国的国旗，应该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炎黄子孙的骄傲！他决心投身到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
　　谈到当时的心情，他说：“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一经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他说：“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大上海的7月，酷暑的人。为设计国旗图案，曾联松夜以继日，挥汗如雨，伏案描摹，干得似痴如醉。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天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
　　于是，一个闪亮的创意产生了：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像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着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成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闪闪，色简而庄严，并且还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祖国自有文字以来四千多年的文化，还联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来象征广大的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正中，小星环绕在大星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画，曾联松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天地那么广阔，金星灿灿，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正好与我国版图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