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卞和无意间在深山里觅得一块璞玉，恭恭敬敬地捧去献给楚厉王。厉王认定这是块顽石，治他个欺君诳主之罪，刖其左脚。好不容易熬到厉王升天、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武王认定这是块劣石，治以同一罪名，刖其右脚。直到第三代领导人文王即位，卞和终于遇到了识货的明主，石头也正名为"和氏之璧"。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个血淋淋的故事，首先应该庆幸自己未曾投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古代社会。其次，想不通卞和的爱国（君）主义何以执著到不近情理的地步，既然国君不识宝，留着自己把玩不就结了？为此断送了两只脚仍不死心，哭得像只杜鹃似地，忒不值得。（《韩非子选·和氏》："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璧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观与以君主为本位的古代伦理观之间不可避免的碰撞。

　　两千年前，韩国贵族出身的知识人、荀子的学生韩非含着一腔孤愤，在竹简上刻下这则"和氏璧"故事，当然不是供晚报补白用，而是论证献"帝王之璞"--"以法治国"的帝王术之难，更胜似和氏献宝。首先，"以法治国"势必打破群臣士民原有的利益格局，从而招致朝野上下群起反对，人主未必肯冒险锐行。其次，历史上不乏人亡政息的经验教训，吴起、商鞅便是前车之鉴。末了，伴君如伴虎，帝王术原本是为虎傅翼，为虎所噬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法术之士"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之道，不但有与狼共舞的悲壮，更多的是以身饲虎的苍凉。

　　韩非不是一个"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君）主义者，并无那种盛世也爱，衰世也爱，治世也爱，乱世也爱的"忠君"情结。韩非也不是一个历史进步论者，他并未预言日后会有一个"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局面，从而为"帝王术"找到合法性依据。韩非只是一个知识人，是专门研究如何整固、修补社会秩序的知识人。换言之，他是一个以政治学为志业的知识人，真正热爱的是自己精心撰结的帝王术而非帝王。世间有两种与社会秩序有关的学问，其中一种以韩非为代表，我称之为"定分政治学"（《管子·明法解》："令行禁止，主分也，奉法听从，臣子分也。"）另一种是专事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学问，我称之为"革命政治学"。（《易传·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定分"和"革命"都是古来即有的话语，并非我的杜撰。

　　韩非研究定分政治学的方法有点像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法。所谓的"以法治国"，是建立在一个理想类型的人主权势基础之上。定分政治学也可以说是帝王政治学。其研究成果是供万乘之主把玩的，连千乘之家、百乘之家的卿大夫都轻易把玩不得，更不用说供手无寸权的知识人自己把玩了。定分政治学讲究的是权势造英雄，并且造的是秦始皇式的英雄，而非贵族英雄，更非草莽英雄。因此，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一类的政权更迭，当代史家称之为政治动乱也好，称之为社会革命也好，虽也落入韩非的视野，却不属于他的研究范畴。

　　革命政治学则恰恰相反，讲究的是英雄造权势，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以知识人出身的孟子为代表，其合法性根据为"吾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另一派以"少时尝与佣耕"的陈涉为代表，其合法性根据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生在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理论上我们可以作出种种选择，可以选择做生意人，也可以选择做知识人，所有的选择之间不存在高下之分。但在古代或现代的一元论者看来，存在唯一最佳的选择：在毛泽东时代，你应该选择革命。在后毛泽东时代，你应选择经商，因为真理是一元的，受真理制约的世界是一元的。现代人可以不喜欢韩非的君主专制一元论，但你无法在理论上证明或证伪韩非的一元论比儒家的一元论坏十倍，或者比现代的自由主义一元论或社会主义一元论坏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