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和《周易》有着极大的关系
　　《论语》为什么要按目前序号排列，而不是按道、仁、德等专门的论述顺序？就我的研究，是与《周易》有着极大关系的。《论语》目前的布局，暗合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之数（即后天八卦或说文王八卦的卦序）。《周易》自古为儒家重要经典，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所以《论语》按卦序编排极可能是编辑者有意为之。
　　一元乾动是“为学”，有了自强不息之心，就是万物的开始。为学而能起用，便是坤卦，乃成物成事之德。所以第二篇讲“为政”以德。有天地，而万物滋长，是屯卦，事相刚长则需礼仪。“八佾”篇便是讲礼用的根本。物蓬勃生长而蒙，让我们迷失方向。“里仁”篇便是指点迷津，叫我们在为人处世、纷繁芜杂中保持清净道心。但是明白道心之后还是很“稚嫩”的，得不到妙用，还需要在知人、察物中长养“保任”，便是需卦。“公冶长”篇便是讲识人之智和如何判断时势的。智慧之用必生分别，便是讼卦。“雍也”篇便是诉讼之中仁智融合的中庸之道。有分别而众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师卦。“述而”一篇主讲孔子“有教无类”的师道，以此消弭分别知见，一概引入圣善之道。有众就有比，比卦的比是谦虚、谦让的意思，告诉我们与众相处的秘诀：即“泰伯”篇的礼让为国，以德领众。礼让谦下必定德孚众望，自己能积聚能量，厚积勃发，便是小畜卦。这也是“子罕”篇强调的志求于道而不辍的中心思想。有蓄养便有礼，落实在言行上，就是履卦。“乡党”篇就是讲孔子在生活、工作中如何落实礼的。
　　生活中能言行以礼，自然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就是泰卦。“先进”篇就是表现孔子生活中嬉笑怒骂的朴野之性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安泰，泰极则否来，否卦就如颜渊一样“屡空”，无米下锅。“颜渊”篇就是讲如何身处困境而能安仁乐道的美德。一个人也不可能倒霉一辈子，穷则思变，有所作为，就是同人卦。通过发现事物规律而发奋，“子路”篇就是讲为政的规律和原则。符合了事物的发展规律，物必归善，就是大有卦。大有为果，大有之因就是“宪问”篇的克己复礼、改恶向善。大有不能骄傲，便是谦卦。谦卦是告诉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卫灵公”篇孔子的事人之道，一视同仁，穷而不滥。大而能谦必豫，就是豫卦，又富有、又有谦德，那么行军打仗都没有问题了。“季氏”篇就是告诉我们征伐需要以“大有＋谦”卦的基础才行。豫为正通天下，就必定有所随，就是随卦。随为向善、光明正大，所以“阳货”篇告诉我们“性相近，习相远”的道理，劝我们切实履行善德。常随人向善必定有事情做，就是蛊卦。“微子”一篇就是讲孔子心隐而身不隐的美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名望大盛，就是临卦。“子张”篇就是讲儒家思想如何万代传承的。大才要观，像飞机航拍一个大的景观一样。“尧曰”篇最后综观《论语》，提出中心要点，如同最后给《论语》一组航拍镜头，让你有整体印象。
　　以上便是《论语》各篇在前后组织上的串讲，符合后天六十四卦的卦数。
　　现将《论语》二十篇之内容大要简述如图表一。
　　从图表一可知，上、下部《论语》的结合，表面看虽篇章杂排，而自有其脉络因由，错落而有致，于修心修行处看，天衣无缝，精彩绝伦。但是就现今的读者来说，一者对《周易》缺乏了解，二来对心性之学也缺乏体验，所以难以捉摸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具体内涵，也容易迷失在“易数”的脉络当中，因此后学再以“燕鹊图”展示各篇内容的彼此关联，将《论语》的核心思想分门别类予以厘清。
　　《论语》二十篇的内在关系、行文理路脉络如“燕鹊图”（图表二）所示。
　　如燕鹊图所示，《论语》实际包含三大块内容，即：道、仁、德。孔子的教育思想便是道仁德一体的，也可将它看成单独成章的内容。
　　道：即是道、性、天命。讲人如何提升道德素养，通达天命。
　　仁：即为政与个人仁德修养的关系，阐述如何将内修之学以外用。
　　德：即诗、礼、乐与个人道德品德修养的关系，阐述礼的重要作用。
　　教：则融合道、仁、德为一体的教育、传承，并相应保留一些资料内容。
　　道、仁、德和智慧的关系如图表三所示。
　　由图表三我们可以看出，“智”的内容虽然在《论语》中没有专门列出章节来讨论，但它贯穿于仁、德的讨论当中，是极其重要的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是之前《论语》注释普遍没有注意到的。实际上，心性的学问追究到底，都是智慧的成就。例如佛教中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修行的目标是“波罗密”，即“智慧到彼岸”。六度都要成就智慧，否则不能算合格。儒家思想也是一样，仁也好，德也好，道也好，终究都是智慧的成就。“燕鹊图”中有智慧论述的几个篇章，便是整部《论语》的核心。拥有智慧，上可发展为礼乐、仁政的外用之学，下可避免走入季氏、阳货的歧途；内可悟道成就仁德，外可知言知人，明理达物。孔子学问的最高点，便是一个“权”字。它就代表悟道后显发出的圆满智慧，所以道一以贯之，实际就是智慧的一以贯之。
　　从整部《论语》所体现出的对智慧（权）的重视，以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创新”精神来看，与《大学》中所强调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观点非常一致，似乎暗含着曾子与《论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语》是如何编撰出来的？
　　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它构思完整、说理严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绝不是孔子语录的简单排列。那么，《论语》究竟是怎样编辑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论语》其实并非它的原貌。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遭到毁灭性的对待，直到西汉时期才发现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论语》本子，包括：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２０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２２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２１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根据《鲁论语》删除了《齐论语》的“知道”、“问王”两篇，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
　　那么，今本《论语》是不是与《论语》原貌相差迥异呢？答案是否定的。
　　《古论语》得自孔子住宅夹壁之中，发现时间较早，又是文字的流传，较口头流传有更高的准确性，同时发现的还有古文的《尚书》、《礼记》、《孝经》等几十篇古籍佚文，史有注载（见《汉书》、《艺文志》）。《古论语》包括２１篇，比《鲁论语》多出“子张问”一篇，相当于将今本《论语·尧曰第二十》篇子张问政的内容单独成篇。另外，《古论语》与《鲁论语》有４００字左右的异字，篇序也有所不同。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古论语》用的是古文字（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另一方面可能是《鲁论语》在流传过程中有误抄。传抄而形成的版本差异在古代十分普遍。比如《老子》一般都认为是老子手著，可后世依然出现各种异字、异读版本，便是在传抄过程中造成的。三种版本的《论语》中，应该肯定的是，《古论语》与《鲁论语》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而《齐论语》除多出“知道”、“问王”两篇外，各篇内容、行文异字、篇序也颇不同于《鲁论语》。何晏在《论语集解叙》中说：“《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颇多于《鲁论》。”
　　如果我们抛开齐鲁口语差异而造成的行文异字（秦始皇时才统一文字，之前各国文字不同、方言各异），抛开“口头版”因口述人记忆方式不同造成的篇次不同的影响。那么，三个版本的《论语》可能都源自一个基础原型，它是有一定的谋篇布局和大致架构的，就像《红楼梦》的创作一样——作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它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我们在通读《论语》之后确实可以感觉到：《论语》的编辑乃是宏篇巨构，必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雕琢。
　　今本《论语》的内容、篇次更近于孔子故里流传的《鲁论语》和古文字版的《古论语》，应该说这二者会更接近《论语》的原貌。同时，今本《论语》还包括了一部分《齐论语》多出的内容，使今本《论语》既保持其真味，不影响编辑者的整体意图，而内容又更加丰富（一般古人治经籍，皆以宁增毋减为原则）。张禹、郑玄治学的态度应该是非常严谨、严肃的，我们完全可以将今本《论语》当成是《论语》的原本来读。今本《论语》流行后，《齐论语》、《古论语》皆不传矣，想必是此二版本较通行本《论语》已无多大差别，传世价值已经不大了，因此渐渐无人去另外研究。
　　那么，《论语》的编辑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汉子·艺文志》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孟子题辞》赵岐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结集。汉代学者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论语》的结集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为。如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可见，一般都认为《论语》成书较早，为孔门弟子所编撰。可我却有以下疑问：
　　其一，如果《论语》是七十子所共同编撰，那就应该是孔门大事，缘何未见其他史料记载？在孔子弟子的论述中几乎未见援引？
　　其二，如果《论语》乃仲弓、子夏或子游所编撰，那他们三人在《论语》中何不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