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6年起，巴金就以作家身份兼营出版社，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才迫于形势收摊，实际上他干了二十年的出版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他先当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经理，解放以后，又野心勃勃，联合了他的两个弟弟，搞了一爿李家的平明出版社。巴金的出版社，大肆贩卖精神鸦片烟，大肆兜售西欧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古典文艺作品，以及俄国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的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的著作，广为招徕生意，用以抵制社会主义新文化，同党的出版事业争夺阵地。

　　以上这段奇文，引自巴金专案小组整理的材料《巴金是反动的文化资本家》（载上海作协《文学风雷》1967年第2期）。在“文革”那个语境中，“商”就是资本家，出版西欧古典文学作品以及赫、车之类的作品就等于“抵制”与“争夺”。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还是那本《文学风雷》，讥讽解放后唯一始终没有向国家领过薪金的巴金，又嘲笑巴金夫人萧珊给《上海文学》当义务编辑也不拿薪金，是“无政府主义实践”！不知哪家有眼光的出版社，可以收集、整理、辑印《文学风雷》之类的“文革”《文选》，让后人开开眼界。

　　闲话少说，转回来说说巴金的“兼营出版社”。作家通向老书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巴金为什么要干出版？“开明”的叶圣陶看到巴金的书稿，以为可以发表，就安排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致〈十月〉》）。于是巴金也当编辑搞出版，“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积累的事情”（《随想录》）。这就有《文学风雷》提到的两家老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文生社”）和“平明”。

　　1935年成立的“文生社”是吴朗西、伍禅、丽尼等创办于上海的小书店，以在日本的巴金的名义编《文化生活丛刊》，后来巴金返国加入，给当时以牟利为风尚的出版界吹来一股新风。“文生社”同人又出《文学丛刊》，它宣告：“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这便是“文生社”的作派。巴金回忆说：“文生社”，“从几本书到几十本书，几百本书，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一位有才华的散文家甚至为它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毒手，献出了生命”（同上）。这就是年仅34岁的陆蠡。在被租界转送日本宪兵队后，日本人向他宣传大东亚的政策，诚实的陆蠡回答说这绝不会成功，他对难友说：“我不能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说一句违背良心的话。”（吴朗西《记文生社的人和事》）因而遇难。

　　“文生社”就是这样一批君子，比如巴金，“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他不取一文薪金），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巴金说：“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随想录》）“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这是巴金的口头禅。
　　“文生社”是巴金的“亲子”，在抗战硝烟中，他又先后开设了广州、桂林等地的分社，不幸日本飞机炸毁了广州分社。以后巴金还委托黎烈文寻找开办台北分社的房子。后来巴金专案小组发现了黎的回信，如获至宝：“巴金原来是准备跟着蒋介石一起逃往台湾的。”
　　1949年12月，巴金又开办了专门从事于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介绍，尤以苏联与旧俄时代的著作为主的平明出版社，巴金任董事长兼总编辑。有人说，如果巴金不涉足出版，他的《文集》就可能要多达四五十卷了。

　　以巴金的声誉和作风，“平明”吸引了众多优秀的翻译家。卞之琳不惜和领导闹翻，也要把稿子抽回交给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焦菊隐则表示“十分愿意尽微薄之力帮‘平明’，以后有稿子当尽先选好的送‘平明’”。焦菊隐有一封信为巴金出谋划策：“新华”的发行网大，‘平明’将会受点影响，但，他们的译本不太好，也就无关了……这得等批评家和读者来决定了。”这在后来竟成为批评巴金“明火执杖同党的出版事业争夺阵地”的口实。

　　终于，“公私合营”的大潮涌来，“平明”消失了，作为出版家的巴金也没有了。
　　（摘自《书局旧踪》，郭汾阳，丁东著，江西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