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都会对“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社会情状记忆犹新，那真可谓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在教育战线，知识分子的头上依然戴着“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

　　枷锁。各级学校的各类冤、假、错案依然没有平反，读书无用论依然像个幽灵似的在社会和学校里游荡，教育怎么恢复和发展，广大知识分子忧心如焚。

　　南开大学是“文革”的重灾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化学家杨石先校长经历了十年的煎熬，对高等教育的现状深感忧虑。他亲眼目睹：高等学校的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被严重削弱了，教材的系统性、理论性和完整性被打乱了。高等学校本来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方面军，但是他在文革前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却面临着被取消，科学研究队伍被拆散了，更使他感到忧心的是，科学技术后继乏人。这位老科学家痛苦地思索着。

　　老一辈科学家的忧虑，也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深思虑的问题。1977年邓小平同志一恢复工作，就自告奋勇主抓科学和教育，明确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邓小平同志亲自抓科教工作的消息，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喜悦和希望。这年的8月初，杨老收到了要去出席邓小平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通知，80岁高龄的杨石先十分激动，他说：“小平同志亲自抓科学和教育，看来我们的事业又有希望了。”他感慨地回忆起几十年来为祖国的教育和科学奋斗的经历，更想起眼前高等学校的现实情况，一种教育家的历史责任感使他振奋起来，他决心要把最真实的情况写出来，要把最想说的话向小平同志反映。他不顾盛夏酷暑伏案整理材料，为会议发言做准备。8月8日是座谈会召开的日子，不巧那天，天津大雨如注，大街小巷灌漫了雨水，小汽车已无法行驶，大家劝老人等雨停了或者明天再去北京。杨老执意不肯，说这样重要的会议，我就是趟水也要去。为了不耽误会期，只好临时拦住一辆基建的大卡车，杨老趟水上了车，才顺利到达天津东站，登上北去的列车。

　　小平同志满面春风，欢迎与会代表，亲切地向参加会议的30多位教育家和科学家握手问候。杨石先在会上发言说：“我就如何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向中央提出以下建议：1、成立国家科委，统一管理和协调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有相当的机构。2、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拔优秀科学人才。由于条件和所受训练、锻炼不同，有些人不适合搞科学，勉强搞也上不去。运动员、演员都可以选拔，为什么培养科学人才不能选拔呢？3、要采取措施，把中年教师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现在学校教学、科研的担子主要落在四十岁左右的教师身上。学校‘服务行业’搞得不好，买一瓶药、一个零件，都要教师自己去买。守夜、巡逻，教师都要参加。学校里还搞什么‘包乘组’，各个专业要自成系统，专业教师不仅要教专业课，还要教物理、数学、外文，用非所学。教材年年编，每个学校都自己编，大同小异，浪费很大。这些问题，上面要说话，不创造条件，工作是搞不上去的。4、在中国驻美联络处设一个科学教育秘书。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学者很多，几乎每所大学都有，多的六、七人，少的也有二、三人。他们多数愿意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作出努力。如果我们设有科学教育秘书，可以进行必要的联系。”

　　邓小平同志肯定和赞扬了杨石先的建议，并指示有关部门采纳实施。事实证明，国家后来许多方面都落实他的建议，很快建立了有关工作部门。
　　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和对科学教育工作的重视，也牵动着南开大学数学家、原副校长吴大任的情怀。吴大任一直主管南开大学的教学工作，对教学质量十分重视，早在文革以前，他就主持制定了《南开学则》，尽管因此他在文革中受到无端批判，遭到非人的凌辱，但文革一结束他考虑最多的仍然是高等学校的质量问题。1977年9月16日，他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并转致邓小平同志，对综合大学专业教学计划提出建议。他在信中指出，教育计划是体现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吸收建国二十八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的教学计划应当着眼于中间大多数学生兼顾两头。为此，就要有较大的灵活性。必修课程必须大大减少，使大多数学生负担不过重，学得踏实，还有条件在不同程度上阅读一些课外参考书，包括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业务书，文艺书之类，参加一些自己爱好的文体活动，以便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不久，吴大任又就我国的学制问题写出《紧急呼吁：学制必须适当延长》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等。他说：“学制问题涉及各级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师资培养等各项工作，是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他详尽分析了当时整个高等教育中施行的学年制专业太专、基础太窄、课程太多、计划太死的弊端。以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培养新型人才的战略眼光，阐述了转变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教学的关系，呼吁立即抓紧学制改革的问题，这个问题早解决一天就早有利于培养人才的事业。这个意见书发出后五天，吴大任又致函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希望领导给予高度重视，3月28日蒋南翔写信给吴大任说：“所提关于学制改革的意见很好，很重要。我们拟考虑这个问题，并加以研究解决。谢谢你对教育事业的关心。”方毅4月18日在该文上批示：“我同欧美好些国家教育代表团谈过话，他们都认为十年制不合理（十二年制好），也不好在外国升学。这个意见要重视，请邓副主席批示。”邓小平在4月20日也在该文上批示：“拟同意。改制的具体措施由教育部定。国锋、先念、耀邦同志指示。”（《吴大任教育与科学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吴大任关于改革学制的建议受到邓小平同志及有关部门的重视，1980年起逐步在全国推行的新学制就包含了吴大任和许多有识之士的建议和意见。

　　邓小平与两位科学家的故事在南开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