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刘伯承与邓小平，有着13年共同指挥军队的战斗生涯，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谊。刘伯承生于1892年，年长邓小平12岁，两个人都属龙。他俩是两条真正令中国人骄傲的威猛巨龙。在他俩相遇之前，人生经历就
　　有了一些微妙相通之处。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刘伯承20岁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6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时，已是军中一员猛将。当16岁的邓小平远渡重洋到法国求学时，刘伯承已是川中名将了。1926年，邓小平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刘伯承1927年也到了莫斯科，进了高级步兵学校，随后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军事理论。1930年，邓小平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之时，刘伯承也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1931年，邓小平、刘伯承先后来到中央苏区。在这里，两位四川老乡首次见面。刘伯承给邓小平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1932年，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刘伯承出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他们都坚决地与王明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在王明宗派主义“无情打击”的组织路线之下，邓小平被撤销了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不久，刘伯承也因反对中央军事顾问、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撤销中央军委总参谋长职务，下放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他俩共同参加了长征。1934年底，在毛泽东等人提议下，邓小平再一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几乎也在同时，刘伯承也被调回军委，重新担任军委总参谋长。他俩又一起参加了遵义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第一二九师政委，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开始了长达13年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俩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使一二九师像一把利剑，直插在敌人的心脏——太行山区。
　　在太行山的日子里，刘邓二人紧密配合，通力合作，使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井井有条，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据刘邓老部下们回忆：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邓政委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决心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慈父与严师，文武双全，是为强将。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合作是思想和意志一致的合作，是真诚的合作。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邓小平表过态的事情，你去问刘伯承，刘伯承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凡是刘伯承说过了话，再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也必定说：“照刘师长讲的办。”一二九师师部的好多同志都记得师长常说的一句话：“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他俩不仅是工作上的好搭档，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互相关心、互相牵挂的好战友。邓小平常常提醒师部工作人员：师长年纪较大，视力也弱，大家要特别注意，小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大事才找师长决策。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总是把许多组织实施、起草报告、签发电报等任务担当起来，尽量减轻刘伯承的体力负担。有一次，部队经过黄泛区，天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没膝深的烂泥，行走十分困难，邓小平搀着刘伯承，走过了几十里的“水乡泽国”。1940年，百团大战最紧张的时刻，当时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的张香山，看到了极为感人的一幕：“有一天，参谋长打电话叫我到他那个地方去。一进去，看到他们两位，邓小平同志举着蜡烛，刘师长顺着烛光察看地图，找地名。他们看的是贴在窑洞墙上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由于刘师长一只眼睛失明，看东西不大方便，所以，邓政委举着蜡烛的手，随刘的手移动，刘指到哪里，邓就把地名念出来。刘的眼睛不好，邓担心累着他。我革命了几十年，像刘邓这样深的感情见得不多。真是高山仰止，令人感动。”
　　同样，刘伯承眼中的邓小平也像亲兄弟那样叫人挂念。1942年3月，邓小平去太岳、中条山检查工作。临行之际，刘伯承送了一程又一程。送走之后，他立即对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就是这样，刘伯承仍然每天记挂着暂时分离的邓小平，每天都到值班室询问邓小平的行踪。
　　3月19日晚上，他又来到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刚刚收到电报，邓小平今晚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因为白晋线是日寇重点防御的地区，刘伯承放不下心来，他让两位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要亲自等待邓小平的消息。两位参谋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刘伯承一手拉住一个，把他们带到隔壁休息室里，按到床上，盖上被子才走。那一夜，刘伯承一直守在值班室里，一边检查值班日记，一边等待消息。深夜，接到陈赓发来的电报：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刘伯承才舒了一口气，叫醒了两位睡得甜甜的值班参谋。
　　在刘邓合作指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13年中，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留下了一段“刘邓不可分”的佳话。在他们共同组织的历次重大战役行动中，许多重大的作战方案是他俩一起商定；各种命令都是以刘邓联署方式签发；许多次重要战役是由他俩共同指挥。刘邓大军的英名远播四方，令抗日军民鼓舞，令敌人丧胆。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的战史中融会着刘邓的智慧，不可分，也分不清。
　　直到目前为止，许多刘邓联署的电报，除了因两人分在两地比较容易确认是其中一人所为外，其余均很难确认出自他俩之中何人之手。一份电报里，常常既有刘伯承时刻研究与总结的战术问题，也有邓小平极为关注的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和根据地支援问题，在编写他俩的文集时，是很难将这些材料分开来，算在二人各自的思想成果上。而同时，如果这些由刘邓合署的文件不计算在刘或邓的思想发展之中，那么，对于刘邓思想的研究必将是极不全面深刻的。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新华分社社长的前线记者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这句话生动表达了刘邓不可分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

　　在工作方法上，刘伯承和邓小平一个“举轻若重”，一个“举重若轻”
　　1992年，薄一波在“刘伯承诞辰100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上发表讲话说：“这里，我还想插述一段周恩来同志和我的谈话。那是在1950年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在闲聊中，恩来同志若有所思地问我：你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我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协有致。他摇摇头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我未加思索地反问道：总理，你是老领导，又与他们相识甚早，你看呢?他爽然一笑：好啊!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我也笑了：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们这叫‘解问还需提问人’嘛!恩来同志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我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接着，恩来同志又问我：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未等我作答，他就讲开了自己的看法：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
　　“后来，我不时忆起恩来同志和我的这次谈话。我常想，一个领导干部要同时兼有这两种工作方法，的确很不容易。但从党的工作、一个领导班子的工作来说，却是必须同时具有，缺一不可。在进行战略决策和解决重大问题时，必须有‘举重若轻’的方法和气势，才能增强信心，当机立断，否则就可能迁延不决，贻误时机；而在决策以后，确定具体战术和具体措施时，则必须处处注意‘举轻若重’，方能周密细致，扎实稳妥，否则，就可能出现疏漏，招致失误。能否善于掌握和运用这两种工作方法，是衡量我们工作中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
　　刘伯承的“举轻若重”首先表现在他在制定作战计划和进行作战准备上。在对待“作战任务”这个问题上，刘伯承指出，对于上级交付的任务，“首先要了解上级首长总的意图，了解上级首长给予自己的局部任务对整体任务的作用，才能在实际战斗中充分发挥这一作用，以保证整体任务的完成”。对于给下级的任务，“要有重心而十分明确”，“必须根据当前具体的实际情况，发出适应情况的具体指示”。为了使部队准确地了解任务，他对发出的每一个战斗命令，总是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他常说：“打仗这玩意，可不能马虎，一字之差也会死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整个战斗的成败。”他还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和范围所及，专门规定了基本命令与战斗命令、训令与命令的不同形式，以便于各级指挥员分类掌握和使用。他反对只凭想当然就投入战斗的草率行为。他曾尖锐地指出：“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行为。”
　　邓小平十分赞赏刘伯承的这种作风。他说：“伯承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们的口语。”
　　邓小平还说：“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刘伯承几乎每遇大战必做作战总结。在他的总结中，不仅总结我军自己的作战经验，而且善于总结敌人的作战规律。他所以能够常常出奇制胜，就是因为他对敌人的推理认识十分细致深入，故而能够用兵如神。七亘村战斗，重叠设伏，就是抓住了日军的骄横心理，以为我军决不敢再在原地打一仗的一般估计而设计的一场漂亮仗。当时，刘伯承曾说：“日军对我国的兵法是熟悉的，也懂得‘不得遵常’的用兵原则，我们要抓住日军迷信教条的心理，就在原来地方再次设伏。”著名的神头岭作战的伏击地点，是刘伯承亲自勘察决定的。该地山梁狭窄崎岖，不便于我兵力展开，有些同志认为不宜选作伏击战场。但是，刘伯承分析认为，敌人也会认为这里的地形对我不利，估计我不会在此设伏，而对此地麻痹大意。我偏一反常规，在敌人认为我不会设伏的地点设伏，打击敌人。后来实际情况表明，刘伯承的反推料敌十分准确，敌人果然按照他的安排行动，使得神头岭一战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