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料事如神，来自他对每一场战斗的认真细致总结。1992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刘伯承军事文选》共收录刘伯承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论著24篇，其中有11篇是关于对敌作战的战术考察或作战总结的文章，其余是以刘邓联名方式所作的战术总结。战斗总结就更多了，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有详细的作战总结和经验介绍。
　　据李达回忆，在百团大战期间，“刘师长对所有作战方面的上报资料都看得非常仔细，甚至连一个工兵组善于爆破技术的总结，他都认真读过，并签上他的名字。记得他曾经拿几份材料要我看，还说：‘你看看，敌人在主要铁路上也是兵力不敷。落摩寺战斗中就发现了敌人搞的稻草人，有的车站上发现了假炮，飞机上投下的降落伞也有假的。看来，敌人的名堂还不少哩。这是由于日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法兼顾，形成到处挨打的架势，就好比一头野牛在沟里吃草，向左伸嘴左边挨一棒，向右伸嘴，右边挨一棒。结果在左右受敌之下，只有吃亏。’”对于上报下发的作战总结和战术指导，刘伯承总是逐字逐句修改，然后很快上报下发。
　　邓小平的“举重若轻”则表现在他善于驾驭和处理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情，善于在处理复杂事物中抓住主要矛盾，以纲带目，总揽全局。许多与邓小平共过事的同志对于小平的这一特点记忆犹新。杜润生在回忆中说：“小平同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气度和风格。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间算是比较长。从太行山到南下进军大别山。在中原局，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秘书长。”“小平同志的气度和风格是什么呢?那就是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在复杂环境里，在许多工作任务中，抓住主要环节，勇往直前。他是用大手笔写历史的人，写重要历史篇章的人。这种人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们能超越自我，顺应历史呼唤。平素和他接触，感觉他和常人无异处，也说笑话，也打扑克，搓麻将，喜爱孩子，吃爱吃的菜。可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哪怕是泰山压顶，大难临头，总是知难而进，顶风搏浪，毫无畏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多年的宋任穷回忆说：“小平同志经验丰富，观察问题敏锐、深刻，思考缜密周到，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纷繁复杂的问题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果断的决定。但讲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从不长篇大论。他提倡讲短话，写短文，开短会，主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参加他主持的会议，既解决问题，又不占很多时间。1961年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在调查研究后发表了重要意见。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农轻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对这几个方面要适当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提出东北要解决两个粮食自给：一是人吃的粮食要自给，二是工业的粮食——煤炭也要自给。他还提出一定要解决好领导核心问题，企业、车间、小组都要有核心，要大胆选拔年轻干部，核心要有老的，也要有新的。他说：‘选骨干，不能光看能说会道，张牙舞爪的，要踏踏实实、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工作的人。’小平同志还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说‘一棵树至少能蒸发两吨水，一棵大树能蒸发八吨水，森林就是最好的水库。’小平同志的指示抓住了当时东北工作的关键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小平同志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果敢的性格，他依靠群众，尊重实际，又善于调动和发挥领导班子的集体力量，因此许多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他的运筹指挥下，都能得到顺利解决。”
　　抗日战争中的邓小平所担负的工作，真正是错综复杂，头绪繁多。他除了一直担任第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以外，1942年9月，开始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中央决定中共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合并，邓小平又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不久，彭德怀、刘伯承等一大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主要干部都奉命离开太行去延安，参加学习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要统管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地方武装建设、土地改革和军队的政治、生产、后勤、文化、训练，以及对敌斗争中的统一战线、敌军工作、除奸反特等等。在这样众多的繁重任务中，邓小平总能得心应手，从容解决，这就与他“举重若轻”的工作作风紧密相关了。没有这样的气度与风格，是很难胜任这样繁重的工作的。

　　心心相印，配合默契，创造出了战场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长期亲密无间的合作中，刘伯承、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42年12月4日是刘伯承50大寿。邓小平发表了《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庆祝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文章。文章说：“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中央苏区。后来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
　　刘伯承与邓小平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合作，创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个又一个奇迹与胜利。经过13年的戎马生涯之后，到1950年，这对经历战争考验的革命战友要分手了。刘伯承奉命到南京筹办军事学院，邓小平则继续留在西南搞建设。临别时，刘伯承把自己年轻时的一张照片赠给邓小平留念，并在照片的背后亲笔写下了一段文字：“1916年袁世凯称帝，发生反袁战争。我在讨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2月27日在四川丰都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今36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座右，以博一粲。”
　　这是一张刘伯承十分珍爱的照片。照片上的刘伯承英姿勃发，双眼炯炯有神，是他右目残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本身又经历了一场传奇，战乱之中，刘伯承把这张照片丢失了，1950年才在重庆的一位友人家中重新得到。刘伯承把这样一张珍贵的照片送给了与自己形影不分13年的亲密战友邓小平，其中的深情是不难体会的。对此，邓小平心领神会，把这张照片深深珍藏在心里，直到刘伯承去世以后，邓小平还在悼词中提到这张照片。他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1915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22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我们“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正是这样的一对亲密战友，一个举重若轻，一个举轻若重。他们在战场上配合默契，得心应手，在工作中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带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打出了一片晴朗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