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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化名流

首页 > 教师 > 教师分享/2022-03-08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毛泽东与萧三
　　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他早年在湘乡小学堂读书的往事时说：“我平常只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毛泽东提到的那位作家，就是诗人萧三。萧三不满四岁即入私塾读书，1907年读完八年私塾后，与二兄萧子升一道考入父亲萧岳英任教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两年后即1909年秋，毛泽东从韶山考入该校读书。此时毛泽东16岁，萧三13岁。
　　毛泽东得知萧三有一本专写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名人的书《世界英雄豪杰传》，便前往借阅。萧三虽与毛泽东有些往来，但和其他同学一样，瞧不起这位湘潭来的“乡巴佬”。“书倒有一本。可我出联而不能答者不借。”毛泽东说：“请仁兄出一联如何？”“这书里讲的都是英雄豪杰，你听着，上联是：目旁是贵，眼不会识贵人。快对！”毛泽东从容答道：“请听：门外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萧三听了十分敬佩，立即将书借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得十分仔细，密密麻麻在书里作了圈圈点点，并即兴写了许多批语。不久毛泽东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子任”，意为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在一部叫做《世界英雄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可见那本书对毛泽东影响之深。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第二年春四师并入一师。不久萧三也由湘乡来到一师读书。1918年初，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萧三等在长沙创建新民学会。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萧三第一首公开发表的白话散文诗《节孝坊》就刊登在创刊号上。萧三从一师毕业后，即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经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出席在苏联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并主编该会刊物《世界革命文学》的中文版。38岁时，萧三与苏联姑娘叶华结婚。第二年，即1939年4月，萧三回国到达延安，当晚毛泽东设便宴招待。
　　萧三回延安后负责文联工作，主编《大众文艺》和《新诗歌》两个刊物。不久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看望他。萧三说：“我在苏联时，写过主席的传记，想再继续增补。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希望能详细谈谈。”毛泽东说：“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毛泽东还答应以后再与他谈谈。写毛泽东的传记，这个历史性的话题就这样被提出来了。1942年，中央直属学习小组组长王若飞曾要萧三报告毛泽东的生平事迹，萧三一连讲了两个下午。后来任弼时郑重嘱咐萧三：“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但因毛泽东坚决不肯做寿，那本传记拖下来了。萧三却为此遍访了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等，搜集了大量的素材。1944年7月1日和2日，萧三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1946年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月刊第一号发表了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传略》。这年7月1日，即中国共产党建党25周年，《晋察冀日报》整版刊发了萧三写的《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时代青年》发表了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从此萧三便以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出现在新闻出版界。
　　新中国成立后，萧三于1949年写出了《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这是中共方面出的第一本毛泽东传记，很快被译成日、德、英、印地、捷、匈等文出版。1954年萧三又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对后一本书，萧三在粉碎“四人帮”后又再作修改，于198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版。1983年2月4日，萧三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赵志超）

　　毛泽东与冯友兰
　　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家，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上有独到的造诣。开国大典前夕，许多著名的大学教授给毛泽东写信，决心抛弃旧思想，学习新思想。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也写了一封信，大意说，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几天后，冯友兰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信上写道：“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友兰没想到回信这么快，当时他对信中其他的话都能理解，惟独“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一句总弄不大懂，甚至还有一点反感，心想：到底什么才算是老实态度，我又有什么不老实？
　　1957年4月11日，冯友兰夫人任载坤的二姐任锐去世周年。这天上午11点多，冯友兰偕夫人扫墓回到家，就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今天请客吃饭，请他马上去。冯友兰又惊又喜，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只见金岳霖、郑昕、贺麟诸先生已经先到了。这颐年堂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正在西头那间谈话。他见冯友兰来了，便问：“方才找你不着，是在上课吧？”冯友兰说：“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又问：“任锐同志是孙维世的妈妈？”“是的。”这时胡绳也到了，于是毛泽东带大家到屋子东头那间吃饭。当饭菜端上来时，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数月后，冯友兰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不久他得到邀请，去参加了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冯友兰正好与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住所开。令冯友兰没想到的是，当他刚跨进毛泽东的家门时，毛泽东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原来毛泽东已经看过他写的文章。小组会上，毛泽东叫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到会委员合影留念。拍照时冯友兰正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他，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说道：“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冯友兰忙说：“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68年秋，他才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友兰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了呢？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他和翦伯赞时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又紧张起来，担心又成为众矢之的。后转念一想：我若和群众一起批孔，不就没问题了吗？于是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很快，这两篇文章都在《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把冯友弄糊涂了，直到1974年1月他才听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听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当场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当然，正是从这两篇文章始，冯友兰晚年又出现了一段很曲折的经历。1990年冯友兰去世，享年95岁。（孙琴安）

　　毛泽东与翦伯赞
　　翦伯赞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在1939年，他尚未与毛泽东见面时，就在《群众、领袖与历史》一文中赞颂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历史人物”。1945年，当毛泽东自延安飞抵重庆谈判时，翦伯赞不仅见到了毛泽东，还应约到毛泽东的居处聚谈，并协助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冯玉祥等做了不少工作。
　　1949年1月，翦伯赞来到西柏坡，又与毛泽东进行了交谈。解放初期，有一次毛泽东读了翦伯赞写的一篇有关曹操的文章，对林克等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接着他又为此对《三国演义》发了一通议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了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1957年3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翦伯赞，当时中共决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毛泽东特意问他：“你在高等学校担任系主任，有些什么问题和意见？”翦伯赞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毛泽东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于是翦伯赞在北京大学，作为分管文科几个系的副校长，提出并采取了加强文科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建议和措施。大约也是在50年代，有一次翦伯赞在游泳场上见到毛泽东，问道：“主席，您说中国周秦以来就进入封建社会，周，是西周还是东周？”毛泽东笑着说：“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讨论嘛，不要受我的意见约束。”
　　翦伯赞十分正直，对“左”的一套很反感。当时历史研究中有一种“以论代史”的风气，他忍不住气愤地说：“写文章满篇都引用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话，就是没有作者自己的话，那你这篇文章应当还给马克思，还给毛主席，怎么能算你张三李四写的？”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翦伯赞读后大怒，说：“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文革”一开始，翦伯赞就被揪出批斗，说他写文章不引毛泽东的话，为吴晗鸣冤叫屈，并被戴上“漏网大右派”、“反共老手”等帽子，日夜审讯逼供，甚至被赶出家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有了毛泽东的这几句话，翦伯赞才被允许搬回自己的家。可没过多久，专案组又对他审讯逼供。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自杀，终年70岁。（孙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