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虽然举行了重庆谈判并达成了《双十协定》，但双方的军事冲突并未因此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大有演变成全面内战之势。面对中国局势的日益恶化，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不得不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７日提出辞职，由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出使中国，继续调停国共冲突。后在马歇尔的努力下，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定》，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５项协议。但会后不久，蒋介石即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不断挑起国共冲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马歇尔为了完成自己使命，亟需一位得力的驻华大使来配合自己的工作。

　　赫尔利辞职后，美国驻华大使一职一直空缺。当时，杜鲁门将这一选择权留给马歇尔，由马亲自挑选一位能配合他的大使。最初，马歇尔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魏德迈。魏德迈在二战后期曾任盟国方面中国战区参谋长。此人不但为人圆滑，而且一向持反共观点，甚为蒋介石赏识，因此，蒋介石对魏德迈出任驻华大使深表赞同。而马歇尔之所以看中魏德迈，主要是认为他熟悉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因此就向杜鲁门作了推荐。杜鲁门表示同意。

　　但是不久，杜鲁门接到马歇尔的急电：“请暂缓任命魏德迈，待我进一步通知。”为什么事情会突然有了变化，原来，周恩来在其时登门造访马歇尔，说：“我希望能推举一位没有政治偏见，理解中国和平统一的人来担任大使。因为如果新的大使怀有政治偏见，则中国不仅无法实现联合政府，甚至连内战也无法避免。”精明的马歇尔觉察到周恩来反对魏德迈担任大使，便坦率地讲出了准备任命魏德迈为驻华大使的决定。周恩来进一步指出：“魏德迈将军早在他任盟军参谋长的时候，就为蒋介石动员了海空力量，把兵力和军火运进东北。他是使中国内战激化的人。如果让他作为大使来中国，显然无异于消灭中国和平的希望。”马歇尔听后试探性地问道：“那么在非常时期里，究竟谁是大使的合适人选呢”周恩来略加思索后表示：“几天前您会见的那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无论在学识、人格上，还是政治的中立态度，难道不比魏德迈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吗”马歇尔当时虽未向周恩来表态，但后经仔细推敲，决定先致电杜鲁门暂缓对魏德迈的任命，然后对司徒雷登和魏德迈作进一步的对比考察。

　　司徒雷登与国共两方面均有交往。周恩来早在１９３８年就已同司徒雷登相识，此后一直往来不断，毛泽东也曾在１９４０年秋致电慰问过因坠马受伤的司徒雷登。１９４５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同司徒雷登之间更有过两次会面，相谈甚欢。至于蒋介石，早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就已同司徒雷登相识，二人关系密切，蒋介石称司徒雷登为“老乡”，因司徒雷登出生于浙江杭州。司徒雷登则称自己已成为“彻底的蒋的人”，愿为蒋介石做自己能做到的一切。马歇尔虽早已久闻司徒雷登大名，但直到１９４６年５月下旬才通过蒋介石夫妇牵线搭桥认识了司徒雷登。

　　经过数次会面与交谈，马歇尔对司徒雷登已有相当了解，认为与魏德迈相比，司徒雷登更是一个“中国通”：“他比在中国的几乎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更熟悉中国的情况，除非可能另一个孔夫子在世。”此外，司徒雷登还拥有很多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这对帮助马歇尔完成调停使命是至关重要的。总之，任用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不会像魏德迈那样遭到共产党方面及第三方面人士的激烈反对，因此马歇尔决定接受周恩来的举荐，提请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

　　１９４６年６月底，马歇尔派飞机将司徒雷登从北平专程接到南京。７月４日，马歇尔正式要求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对此，司徒雷登不仅感到有些惊讶，而且还不无忧虑地问道：“中共不会反对我？”早已成竹在胸的马歇尔有把握地答道：“看来他们不会。”当时司徒雷登并不知道自己正是由周恩来向马歇尔举荐的。第二天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明此事，对方的回答使他彻底放心了。周恩来第一句话是：“是你呀，太好啦，你是公正的。有些美国人老偏袒国民党，可千万不能把军火给国民党，那等于你们杀中国人”。司徒雷登听罢不禁叹道：“周恩来辞锋犀利，切中要害。”

　　后来，司徒雷登辜负了中共的举荐和期望，走上了同其前任赫尔利类似的助蒋内战的歧途。中共也因此不得不一再对其提出严厉警告和批评，直到最后发出了《别了，司徒雷登》的“绝交声明”。这的确是司徒雷登一生中的悲哀，可谓“晚节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