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对悼词初稿中最后部分，即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周总理为榜样，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根据总理办公室提供的情况也充实了内容。
　　悼词修改完，由中办秘书局将印件在会前分发给了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

　　1月12日下午三时，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周恩来的逝世，给当时已受到错误批判，身处逆境的邓小平同志造成的巨大痛苦是难以言表的。他忍受着内心的悲痛，为安排好周总理的丧事，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悼词成为了斗争的焦点。
　　会议开始，邓小平就采取先声夺人、主动出击的方针，使“四人帮”处于被动地位。他说：“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接着又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短短数语，对悼词给予了充分肯定，也等于给多数政治局成员交了底。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都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总理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贬低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丰功伟绩，但她只是放空炮，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外，其他与会人员对她的“发言”不予理睬。“四人帮”里的军师张春桥对悼词中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特别重视，他心怀恐惧，想从悼词中抹掉它，淡化它，但他深知，如果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提出必将遭到痛斥，因而采取了一个卑鄙的、令人不齿的办法，妄图达到罪恶目的，笔者对此在后面会提及。
　　当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他说：“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具体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1922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就讨论到这里，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并指示我们改后先送邓大姐过目，看邓大姐还有什么意见。

　　散会后，我和李鑫走到大会堂北门口，张春桥从后面赶上来对我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我们听后一愣，没有马上回答。他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我们心里十分愤怒，但又不能把愤怒表现出来，只好不软不硬地说：“听清了。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您的意见也没在政治局会上提出，现在要我们做这样重大的改动，我们不能够做。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将您的修改意见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们就按政治局的意见改。”张春桥听后，无言以对，怒气冲冲地走了。为了使读者了解，为什么张春桥害怕这几段话，笔者按照历史将这几段话的原文引述如下：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当时，“四人帮”利用他们的权势和掌握的宣传工具，倒行逆施，极力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已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悼词中的这几段话，在当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向人民群众宣示了周总理的伟大人格精神，它起着启迪人民，感召人民，呼唤人民投入到反对“四人帮”斗争中去的作用，所以张春桥才害怕它，“四人帮”才害怕它，所以他们要用卑鄙的手段妄图在悼词中抹掉它，淡化它。事后，我们把此事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张春桥反对总理，反对悼词中这几段话，不敢在会上提出来，在下面向你们施压，你们把他顶回去，做得对，我支持。”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谁来给周总理致悼词。开始“四人帮”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认为自己不行，张春桥也感到王洪文不够格，提出请叶帅致悼词。叶剑英带着怒气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我提议由小平同志来给总理致悼词！那个提议我给总理致悼词的意见，我认为不合适。”叶帅一席话，观点鲜明，理由充分，态度坚决，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四人帮”的图谋。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赞成由邓小平给总理致悼词。“四人帮”最后也没再提出反对。

　　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对总理丧事两大重要问题——悼词和由谁致悼词，经过斗争，均以“四人帮”罪恶阴谋的失败而告终。
　　会后当晚，李鑫和我遵照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的指示，对悼词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印好后，我给邓大姐秘书打电话，请她报告邓大姐：“总理悼词今天下午政治局讨论通过，个别文字做了修改，小平同志指示改后的印件先送邓大姐过目，看大姐有什么意见。我马上派专人将印件送过去。”次日上午，我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值班，邓大姐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悼词我看过了，很好，我没意见。请转告小平同志。”并问了悼词前一稿总理简历中，1922年写的是“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这次印件改为“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的情况。我说是小平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改的，当时总理是担任旅欧总支部书记，而不是支部书记。邓大姐听后说：“好！好！”我们将邓大姐来电话的情况，告诉了小平同志。
　　这时，悼词就要进入最后的报批程序了，即由小平同志审阅后报送毛主席审批定稿。我和李鑫又通读了一遍悼词，一个两天来一直挥之不去的想法涌上了我们心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上讨论悼词时，曾恶毒攻击和诬蔑周总理不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考虑应该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悼词报经毛主席批准后，如果“四人帮”再敢在路线问题上造谣诬蔑周总理，就有了尚方宝剑制约他们。可是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按组织原则，我们无权加上这句话，但在未报毛主席批准之前，应该大胆提出这一建议。考虑再三，我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汪东兴，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我赞成你们的想法，加上这句话有必要。但这个事要报告主持中央工作的小平同志。你们最好带上悼词印件去小平同志家里，当面向他报告我们的建议，请小平同志定夺。”经联系同意后，我们驱车赶到当时小平同志在东交民巷17号的家中，当面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建议。小平同志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词印件，亲自提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话。并在悼词首页写上“请主席审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毛主席于1月14日圈阅同意了这份重要文件，给了处心积虑地反对周总理的“四人帮”一个沉重打击。

　　1月15日下午三时，五千人参加的周总理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邓小平表情严肃，面带哀伤，以低沉悲痛的声音宣读悼词。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话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声。这样悲戚的场面，在此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丧事历史上是空前的。时至今日，那撕心裂肺、悲恸欲绝的场面仍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