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红一师胜利会师。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
　　10月10日为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电毛泽东：“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已胜利实现了”，它“将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栗发抖，以至滚向坟墓里去”。“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同日，宋德、徐向前、陈昌浩等参观红一师部队，并举行联欢大会。
　　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通电向红军领导人及全体红色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通电指出：“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
　　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形势，发布〈十月份作战纲要》，向全军提出新的战斗任务：红军经过短期休整和准备之后、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公路以北、黄河以东地区。歼灭来犯之敌，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实现这一战略任务，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迅速渡过黄河。控制两岸，配合主力在黄河以东地区歼灭来犯之敌。红四方面军其余部队则位于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休整补充，组织扇形防御，迟滞敌军前进。但张国焘企图利用宁夏战役计划，实现其向甘北、新疆退却的主张。他除积极布置三十军渡河外，对于中央指示在会宁地区迟滞敌军前进的计划则不予重视。
　　10月16日朱德、张国焘联名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红四方面军干部配备情况。除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外，军以上干部是：(1)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2)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张才干、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3)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师；（4）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禾犀）、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5)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6)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治委员周纯全、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第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7)甘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王维舟；(8)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政治部主任张际春；(9)共产主义学校校长刘希平。
　　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渡过渭水，越过西兰大道，向会宁前进。是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到达老君坡，往平峰镇与红一军团领导人会面。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但国民党军队尚未停止进攻，内战并未结束。
　　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西安，“视察‘剿匪’军事”，逼迫张学良所部东北军、杨虎城所部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进剿”红军。
　　10月26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穑(祥)、刘伯承、叶剑英等四十六人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军将领，指出：“国势垂危，不容再行箕豆之争。”深望“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贱。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申明“红军愿作前驱”，“愿担任一定的战线”，“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
　　10月28日蒋介石在临潼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共产党“不论其标榜若何”，“政府决贯彻‘戡乱’方针”。29日，蒋介石由陕抵洛阳，名曰“避寿”、过生日，实则调兵遣将，部署反共军事：调嫡系部队约二十个师，集结平汉路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路郑州至灵宝段，待机入陕“剿共”；又下令扩大西安、兰州机场。31日，蒋介石发布总攻击令，胡宗南等部加紧进攻红军。
　　10月31日红一军团第一、二师和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团与尾追之敌骑兵第六师战斗，将敌全部歼灭。

　　11月5日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第五、九、三十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总计二万一千八百人。是日，张国焘电令河西部队“独立开展一个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据此，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分三个纵队向河西走廊进发。
　　11月10日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同河东红军主力之间的联系很快被敌军隔断。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红军根据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要求，于是日同意授予河西部队以“西路军”的称号，并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行动。
　　11月11日至12日中央军委连电西路至指出，深入河西走廊极其不利，黄河渡口尚未通敌严密封锁，询问“有单独前进接通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在得到西路军领导人复电“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后，中央军委于15日批复“同意你们向凉州前进”。两路军先后占领永昌、山丹、古浪，进入河西走廊的蜂腰部。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击溃胡宗南部第一师，毙伤团长以下六百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11月19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全部隐蔽集结于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是日，彭德怀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赴山城堡，部署山城堡战役。
　　11月20日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进占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
　　11月21日至22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在红四方面军一部和红二方面军的协同下，向山城堡之敌第七十八师发起围攻。21日黄昏，敌向山城堡以北撤退，红军进占山城堡并转入追击，至22日上午九时，敌除少数溃逃外，歼敌一个整旅又两个团。同时，红二十八军也击溃了向盐池、盐边方向进攻的敌人。是役停止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促进了“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11月23日红一、二、四万面军在山城堡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山城堡战斗。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国民党马步芳部集结重兵，向西路军连续发动猛烈的进攻，寻求红军决战。西路军虽多次打退敌人进攻，给敌很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减员至一万五千余人，弹药和给养日益困难。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领导：“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东进可与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部配合作战，并得到补充。但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却于12月22日复电吁央军委说：“迅速取得远方(按：指苏联)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故“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汀通远方任务”。12月下旬，西路军顶风冒雪继续西进，攻占高台，到达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但西路军与马步芳、马步青等部优势敌军反复苦战，实力有减无增，董振堂、陈海松等许多领导干部相继牺牲，日益陷于十分困难被动的境地。时至1937年3月中旬终于失败。余部和伤员共二千余人，分三个支队退入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其中两个支队大部损失，部分人员分散回陕北。其余一个支队在李先念等率领下，沿祁连山脉西进，与中共中央取得电台联系，于4月底到达新疆边境的星星峡、尚保留七百余人，由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接运至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战爆发后分批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不断给以指示，并采取了许多接应和挽救措施。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西征作战中，英勇无畏，浴血奋战，艰苦备尝，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因张国焘错误的影响，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终至遇到失败。西路军的失败，宣告了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

　　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帅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
　　12月2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到达陕北保安，与中共中央会合。6日，在保安县城召开联欢大会，毛泽东、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出席并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