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问不及他呢”
　　龙榆生(1902-1966)是我国著名词学大师，也是陈毅的老师。1949年9月中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张云川向陈毅谈起好友龙榆生的近况，陈毅听后非常高兴。11月初，陈毅返回上海后，就给龙榆生安排了工作。他与龙榆生谈起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看《词学季刊》的事。龙榆生就把自己所写的诗词请陈毅转呈毛泽东。
　　1956年1月30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中央有关部门通知尚不是全国政协委员的龙榆生参加会议。于是，龙榆生匆匆忙忙离开上海，直赴北京。2月6日，晚上七点半，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了龙榆生，两人言谈甚欢。为了便于交谈，吃饭时龙榆生被特地安排与毛泽东同席，居毛泽东左边第二位。同席在座的有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陈叔通等。席间，大家谈起拟办一个诗词刊物，并三次为毛泽东干杯。因龙榆生年龄比毛泽东小九岁，席间有些拘束，毛泽东发现了，就主动给他夹菜。在吃鲍鱼时，毛泽东谈起了有关鲍鱼的话题，龙榆生将鲍鱼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通，毛泽东诙谐地说：“龙先生学问渊博，我的学问不及他呢。”
　　宴会结束后，龙榆生回到宿舍，心情非常激动，即兴赋词一首《绛都春》，其下阕为：“……长羡，乡风未改，美肴馔、双筋殷勤为拣。爱敞绣筵，乐近辛盘芳韶展，融融恰称平生愿。伫姹紫嫣红开满。冻梅徐吐幽芬，颂声自远。”
　　1965年11月，龙榆生在东北工作的大儿子龙厦材因公到上海出差，顺便看望年老体迈的父母。在龙厦材即将返回东北的时候，龙榆生将三册合订本的《词学季刊》交给了儿子，叮嘱他路过北京时，将这三册杂志送陈毅副总理，并请陈毅代呈毛泽东。
　　毛泽东临终前的一两年，很喜欢读龙榆生选编的《唐宋名家词选》一书。

　　“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舒新城(1893-1960)是我国著名出版家、辞书编纂家。他是湖南人，早在1920年就与毛泽东共过事。当时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而毛泽东则在该校任小学部主事。舒新城早年与毛泽东一样，也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
　　1936年，《辞海》由中华书局初版于上海，舒新城是主编人之一。是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一封信中，向舒新城等师友致讯，并以“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作为结语。
　　1957年3月，舒新城作为上海新闻出版界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3月10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颐年堂与参加会议的新闻界人士座谈。舒新城在会上说，自从三大改造以来，各地有些无知农民和工商户，纷纷把一些古籍出售，甚至拆散当废纸卖，使珍贵的文物散失不少，干部出面制止也无效。他请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你倒很注意为共产党说话。”
　　6月26日至7月15日，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他要舒新城挂帅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9月17日，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时，接见了舒新城。毛泽东说：“到现在还只能利用老的《辞海》、《辞源》，没有新的辞典。”舒新城建议说：“除了编辑《辞海》，还应该编辑《百科全书》。”毛泽东马上说：“你的建议很好，应写信给国务院。”舒新城回答说：“我已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其转达有关部门。”同时，舒新城对编辑《辞海》表示为难：一则人手不够，经费有限；二则自己年纪大了。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有儿子吗？自己干不了，儿子继续干下去。”他鼓励舒新城“一定干”，并指示在场的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帮助舒新城解决具体问题。
　　1959年春，《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舒新城被任命为主编，同时确立了“百位干部，百万元经费，五年时间”的出版方针。但到1960年，舒新城终因癌症扩散而逝世，未能看到修订版《辞海》的问世。

　　“尊著略读，未能详研”
　　陈铭枢(1888-1965)是军人和政治活动家。1932年1月日寇侵略上海之际，他同十九路军将领不顾国民党政府不准抵抗的禁令，发动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孤军奋战三十余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联合李济深、冯玉祥等反蒋势力在福州召开中国各省人民临时代表大会，11月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告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决裂，是为“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陈铭枢和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来到香港，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春，陈铭枢赴欧洲游历。这一年的9月18日，毛泽东在致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中，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注：即陈铭枢)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信中还说，“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
　　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陈铭枢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铭枢以其在国民党军政两界中的特殊地位，在上海积极从事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1949年5月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弃暗投明，1949年8月湖南省主席程潜起义等，他都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铭枢从地下走向公开，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活。他接受了一项任务，即为美国与中共接触牵线搭桥。但美国此时没有决心与国民党断绝关系，与中共的立场相距甚远。
　　1950年间，陈铭枢三次上书毛泽东，讨论佛学，并在佛教界散发《与毛主席论佛学三上书》。毛泽东复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不久，毛泽东接见了陈铭枢，两人就佛学进行了探讨。
　　1950年9月，中央提名陈铭枢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对于地方政务，而且是自己不熟悉的农林工作，他觉得不能发挥自己作用，因而迟迟不愿赴任，宁愿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毛泽东曾两次到他家劝说，希望他先了解一下地方情况后，再回北京来，他这才接受。有一次，两人在谈到当年的福建人民政府问题时，毛泽东说：“人家说我一贯正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以对福建人民政府问题而论，当时虽是王明领导，可是我还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当时我们以主力由江西向江浙进军，不仅可以解福建之围，且必然形成另一局面。”

　　“你还可以再写文章”
　　周谷城(1898-1996)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21年，他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就相识，当时毛泽东教国语，周谷城教英文。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周谷城在会场外见到毛泽东时问：“您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毛泽东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刚解放，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周谷城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于6月28日回信说：“谷城先生：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周谷城从1956年2月至1959年7月连续在《新建设》等杂志发表了二十篇专门探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文章。毛泽东对周谷城的探索精神和见解十分欣赏，在不少场合支持周谷城参与论战。1957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周谷城，鼓励他继续撰写有关逻辑问题的文章，并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周谷城说：“不得了，火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毛泽东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叫人给周谷城寄去几本刊物，有关的地方还折角作出记号。
　　4月11日，毛泽东邀请周谷城到中南海颐年堂，并根据周谷城的建议，把在京的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哲学界人士接到中南海一起探讨学术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谈自己的革命实践，然后概括地说：“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
　　面谈后，毛泽东对在座者说：“我今天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你们作陪。”饭后谈至三时许才散。座谈会上，毛泽东还对周谷城和王方名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1958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作为对4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马特《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的回应。据周谷城回忆，这年夏天，毛泽东又请他到中南海交谈。周谷城到时，毛泽东正在看《前汉书·赵充国传》。毛泽东指着这本书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在周谷城的逻辑论著将出版时，他写信给毛泽东，请其作序。毛泽东从维护逻辑界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和“百家争鸣”的局面出发，写了一封回信，委婉地拒绝了。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到上海约周谷城、刘大杰谈学术、教改、文艺等问题。针对社会上很多人批评周谷城文章的情况，毛泽东对周谷城说，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而是群众性讨论所发表的不同意见。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骂”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周谷城被关进“牛棚”，受尽了折磨。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周谷城由此得到了解放。但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百般阻挠，《世界通史》终于没能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