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是吴晗的代表作，解放前和解放后的版本毛泽东都看过，并且多次提出意见。平心而论，一部普通的历史著作，引起毛泽东如此关注，在毛泽东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但是，大约也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对《朱元璋传》的修改倾注大量心血，并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以至于1954年的修改本，在听了意见之后，也未敢出版。当然，毛泽东所提的意见，绝不会只是枝节性的具体意见，而吴晗所能虚心接受和理解的也未必是毛泽东的本意。下面想就吴晗写作《朱元璋传》的过程，以及毛泽东对《朱元璋传》的关心，略作论述。

　　吴晗初写朱元璋
　　明史专家吴晗对于朱元璋研究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早在1943年，他就写成了《由僧钵到皇权》一书，并于1944年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此书印制期间，又收到潘公展、邸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的征稿，约他写一部《明太祖》，还要附一个内容相应的年表。吴晗原不肯接受，由于朋友的多方劝说，才决定由夫人袁震写一部四万字的《明太祖》。谁知袁震的稿子寄出后，出版商说已登了广告，作者只能是吴晗。出版商将错就错，废了袁震稿子，重排吴晗《由僧钵到皇权》的稿子，书名改为《明太祖》。
　　至于为什么吴晗要写《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这本书，1946年吴晗在《<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在叙永分校来回路费弄得倾家荡产之后，家乡沦陷了。老母弱妹衣物荡然，无以为生。加以物价天天在涨，实在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刚好，被称为“战国策派”的林同济从重庆来到昆明，约吴晗写《由僧钵到皇权》一书，讲定稿酬一万元，分三期付款，第一期可以预支三千元。吴晗说：“一万元在那时候是一个大数目，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于是不得不欣然同意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吴晗在1964年写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说的：“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皇帝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上面是吴晗对写《由僧钵到皇权》两个动机的说法。
　　《由僧钵到皇权》全书分为“流浪青年”、“从士兵到元帅”、“开国皇帝”、“恐怖政治”、“家庭生活”五章。这本书的特点是通俗、易懂、生动。但当时处在战争年代，能参考的书籍太少，连过去读过的《明太祖实录》、《皇明祖训》、《大诰》等书也无法找到，甚至像郎瑛《七修类稿》一类的普通书也找不到，在这种史料紧缺的条件下，要写成一本内容充实的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吴晗毕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凭着不多的普通书籍，以及自己写过的有关明史的论文，平时积累的读书卡片等等，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写成《由僧钵到皇权》一书。由于他文笔生动、善于取材，这本书读起来还颇能引人入胜，不失为一本好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审读了《朱元璋传》
　　《由僧钵到皇权》和《明太祖》由于是二名一书，加上缺乏科学性，有些内容不够实事求是。这对于严谨的史学家吴晗来说，总感到心有愧疚。1946年复员北平以后，便决定着手写作《朱元璋传》。他说，“改写的目的，是为和作废了的初稿《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有所区别。个人感情对前两本书实在太坏，简直在痛恨。”吴晗从1947年开始重写，1948年写成。这时候的吴晗已经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名革命战士了，新写成的《朱元璋传》，尽管在史料和理论分析方面都比过去加强，但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影射蒋介石也比过去更为自觉，更为激烈了。在章目上，把“流浪汉”的标题改为“小流氓”；相应的如“诛杀功臣”、“搞特务统治”、“兴文字狱”等写得更为有声有色。总之，突出一个暴君的形象，从流氓到暴君，这当然是借古讽今的表现手法。
　　1948年《朱元璋传》完稿后，吴晗将稿本带到石家庄解放区，并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精通文史，对朱元璋这个人物的评价尤寄予特别关注。他在百忙中，认真地审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不仅在会见吴晗时，说了一些具体的意见，而且在史学方法论上也提出了分量很重的意见。
　　毛泽东当面谈的具体意见中，突出的一例是关于对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人称彭和尚)的描述。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晗赞扬彭莹玉是“功成不居”，不是为做官而革命的。这反映了吴晗本人的思想，他本人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回到平静的书斋生活中去。
　　毛泽东读到上述有关彭莹玉功成不居的文字，大不以为然，他当面向吴晗指出：
　　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稿本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信中未再涉及任何具体意见，而是着重谈到了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全文如下：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对《朱元璋传》是赞扬多些，还是批评多些，多年来不少读者，包括吴晗本人在内都以为是对《朱元璋传》作了很高的评价。其实未必。细细研读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信中主要谈了两点：一是赞扬作者“用力甚勤，发掘甚广；”二是批评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前面的赞扬是指作者的功力，未涉及到观点；而后面的批评是从宏观角度上提出问题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举出具体例子，但却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理解，例如，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对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对朱元璋为巩固政权搞特务统治、搞诛杀功臣、搞文字狱的指责等等。

　　只是因为吴晗当时是毛泽东的客人座上宾，是被邀请来参加新政协的，有些意见不便提得过于直接、过于尖锐罢了。
　　可惜吴晗对于毛泽东的意见，始终没有理解好，或者说始终有个错觉，以为彭和尚问题和历史观问题是一回事。他回到北平，便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发现这条史料，吴晗很高兴。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文章，其中谈到在石家庄毛泽东约他谈了一个晚上，“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到1965年版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还谈到毛泽东批评过的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并说“这个错误观点，在理论上得到启发，我承认了错误”。
　　其实，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是个具体问题，即主要是史料问题，彭莹玉在杭州被元军所杀的史料一发现，便迎刃而解了。问题是吴晗自己也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所以对彭莹玉的“功成身退”大加赞赏。而1948年冬，革命战争形势有了很大发展，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革命正在用人之际，从政治角度看，毛泽东当然不会赞成吴晗称许“功成身退”的思想。从这点说，毛泽东有关彭莹玉“功成身退”说法的批评，确实是对吴晗的教育，吴晗检查了自己的“超阶级”观点，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吴晗对于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宏观批评，或则不知所指，或则以为只是指彭莹玉的问题。这可以从他由石家庄回到北平，直到在对《朱元璋传》进行第三稿、第四稿的修改中，他都很少谈到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批评，得到证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54年毛泽东看了《朱元璋传》的第三次修改稿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的那么坏。”(见《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在这里，毛泽东明明关注的是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问题，而不是其他一些什么具体问题。若由此及彼，回想毛泽东在石家庄时提出的意见，所谓唯物史观问题，实则是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
　　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解读毛泽东在石家庄读《朱元璋传》后的意见，乃至推想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时的心态，就不会太困难了。
　　显然，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更多的只能是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可能把它当成政治著作看，对《朱元璋传》激烈地影射攻击蒋介石他未必有兴趣，特别是把朱元璋说成小流氓，看了也未必舒服。况且，毛泽东多次说过，夺取政权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朱元璋是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在历史上开创了“洪武之治”的局面，可称为一代名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农民军领袖，即将建立的政权，也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尽管时代不同了，革命的性质也不一样，但对朱元璋这样一个人物，过多的贬斥，从毛泽东的感情上总有点过不去。然而，当时反对蒋家王朝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着，反蒋联合战线的队伍越大越好，所以，毛泽东当然不好直接批评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不妥。只好以曲笔提出自己的意见。

　　为何吴晗不修改对朱元璋的贬评
　　吴晗得知毛泽东关于《朱元璋传》第三次修改稿的意见后，又看到其他学术界的朋友提出的关于“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评价也不够全面”。吴晗把这一修改稿压了下来，没有再交付出版。但他也没有按照毛泽东两次提出的意见对书稿大改的意思，特别是对朱元璋的贬评，并没有想过多地改动它。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史学界正在纠正40年代出现的一种风气，即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打破被禁锢的言论，把历史研究当做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这是当时革命斗争的一种需要，本无可非议，但这种指桑骂槐的史学，毕竟是不科学的。这些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总感到欠妥。于是，在50年代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都检讨了他们在40年代以写历史作为影射、批评蒋介石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其中范文澜检讨了他在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吴晗当时也检讨了借写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尽管当时那样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二是吴晗毕竟是个正直的史学家，秉笔直书在他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和王宏志合著的《吴晗传》中，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要说吴晗写《朱元璋传》有什么悲剧，那么，悲剧恰恰是由于它的题材早已被一种超凡的力量拑制着，而吴晗并不知觉，仍然按照一位正直学者的思路来修改《朱元璋传》，他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批评，更没有认真贯彻。”